这三个疑点汇聚成的一个主题是:“钱家驹在自己逃走的同时，还把他所随身的东西都带走了。”
可这不但看不出意义何在，操作起来也特别有难度:那个被从医院带走的湿衣服，当天之内是无法穿了，而且偷窃难度还很高;那个科长口袋里的学生证，已经被证明是假证件了，偷走又有什么意义呢，并且偷窃难度也同样很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科长也是同党，那样‘学生证就可以轻易显示了’;但是，为了一个假学生证的消失，而暴露一个科长，这也是完全的不合情理。
省、市的两级专案组，也正是由于对这‘三个有着共同指向的疑点’，实在是感觉解释不通，才没有对那个有着‘重大嫌疑’的警察、采取行政审查措施，但在内部结论中，本着‘抛弃一切的不可能因素之后，剩下的唯一因素就是最可能的因素的原则’，已将这个警察标注为‘重点怀疑对象，不得重用，有待继续追查’;至于那个科长，在这件案件未结案之前，也是属于可疑对象，也被标记为‘不得重用’。
在这个条目的文档的末尾，‘科技处’倒是做了加盖公章的‘结论批示’:此案件已确定结案，结案缘由保密，两个涉及案件的同志，在该事件中不存在任何通敌或违法乱纪行为，两人都是认真工作的好同志。
这让赵星不由得是很有感触:也不知这两位老同志因此都受到些什么委屈;要知道，那可是1960年发生的事情，这种被怀疑是一直持续了59年，也不知这两位老人家如今是否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