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激烈斗争，让他夜不能寐。他几次拿起手机，翻到梁老师的电话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始终没有按下去的勇气。愧疚、自责、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近乡情怯，让他最终颓然放下了手机。
“老师……我……”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最终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知道，有些路，错过了那个时间点，就很难再回头了。他无法像那些年轻的学子一样，抛下一切，轻装上阵。
就在这时，秘书轻轻敲门进来，将一份文件夹放在他桌上：“张教授，这是今年博士招生面试的最终名单和评估报告，需要您做最终确认并签字。”
张春泉收敛心神，坐回办公椅，翻开了文件夹。里面是十几份极其优秀的申请材料，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学子，其中不乏来自麻省、斯坦福、剑桥的佼佼者。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那些陌生的名字和照片。当看到几个明显是华裔，甚至直接来自中国大陆顶尖高校的申请者名字时，他的手指停顿了。这些年轻的面孔，眼神中充满了对科学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像极了当年的自己。
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他无法亲身回去弥补遗憾，但他或许可以做点什么。
他拿起笔，没有过多犹豫，在最终录取名单上，郑重地在那几个中国学生的名字后面，打上了勾。他的选择，并非完全基于学术评分，虽然他们的分数本就极高，而是带着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愧疚。
这样吧。”他将签好字的文件夹递给秘书，语气平静，内心却仿佛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仪式。
他知道，这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无人知晓。
但这或许是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对自己内心、对那片遥远故土，一种沉默的、也是沉重的补偿。
……
东南亚马来西亚。
南洋的午后，阳光透过棕榈树叶的缝隙，在郭家宅邸的花园里洒下斑驳的光影。这座始建于殖民时期的白色庄园，此刻正笼罩在一片异样的肃穆之中。年近八旬的郭敬尧站在书房的落地窗前，手中把玩着一枚早已磨得光滑的乾隆通宝——这是曾祖父当年离乡时，怀中仅有的念想。
“都到齐了？“他的声音苍老却依然沉稳。
“父亲，人都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长子郭修文轻声回应，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父亲书桌上那份摊开的文件——《破壁计划白皮书》。
郭敬尧缓缓转身，夕阳的余晖为他镀上一层金边。他走过书架，手指轻轻抚过一套泛黄的《中山全集》，那是1925年祖父在新加坡创办华文学校时，特意从上海购置的珍本。
会议室里，郭家三代二十余人正襟危坐。檀木长桌中央，一盆福建水仙静静绽放。
“想必各位都已经知道，我前几日去了南都省城。“郭敬尧的声音在静谧的房间里响起，每个字都带着千钧之力。“带回了这份计划书。“他举起手中的文件，指尖微微发颤。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庞：长子修文沉稳持重，次子修武锐意进取，还有那些在欧美受过现代教育的孙辈们。他们中有人困惑，有人期待，更有人不以为然。
“我知道，在你们有些人看来，这不过又是一次慈善捐款。“郭敬尧的声音突然提高，“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我们郭家的宿命，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承诺。“
老人的眼神渐渐飘远，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阻隔。
“光绪二十三年，我们的曾祖父背着一个小小的行囊，在厦门港登上了开往槟城的货船。临行前，他跪在村口的榕树下，捧起一把黄土装进香囊。“郭敬尧的声音微微发颤，“那时他说：此去南洋，若得温饱，必返故乡。”
然而，这个承诺，一等就是几代人。
郭敬尧缓缓踱步到墙边，掀开一幅丝绸遮盖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南洋华人支援抗战的路线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捐款渠道、物资转运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电报传到槟城时，祖父正在为新的橡胶园剪彩。“老人的手指轻抚着地图，“他当场撕碎了贺词，登上讲台高呼：'华夏危急！'”
“那时的南洋华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援华浪潮。街头巷尾，卖云吞面的小贩捐出每天收入的一半；橡胶园里的割胶工，将积攒了半年的工钱悉数献出。祖父更是变卖了三处产业，通过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将整整十辆卡车的药品送往西南大后方。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黄包车夫。“郭敬尧的眼眶微微发红，“他每天拉着车在槟城的大街小巷穿梭，收工后总会来到我们家门口，从怀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体温的铜板。”
“1942年，日军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