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患的根本原因，还是关于海贸、关税这两件大事，是朝廷和地方争夺海贸和关税。
如果看清楚了这个根本矛盾，就能理解这些南衙、浙江的势要豪右、乡贤缙绅到底扮演的什么角色了。
“当初搞出了倭患，如果就此罢手，也就算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但万历开海，除了环球航行，朝廷从未组建过官船官贸，如此不知好歹，已经容不下他们了。”戚继光说明了自己这么干的原因。
当初的事儿已经平定，再说无益，可是万历开海、国朝大事，陛下的官船官贸，只有环球航行，其余的都留给了这些江南士绅，这是陛下的妥协和柔仁，给他们的让利。
结果这些士绅还要私下串联，搞出了一份投献之家的清单来！
新仇旧恨一起算！
至于身后名，戚继光一点都不怕，他是个武将，不干点出格的事儿，才不正常。
“朕亲自去。”朱翊钧十分肯定的说道：“七日后就出发！”
朱翊钧没有认可戚继光的想法，这个罪名戚继光当然担得起，他愿意承担这个罪名，但朱翊钧不让戚继光承担。
朱翊钧是皇帝，没人可以怪罪他，但戚继光是臣子，他活着，即便是不在京师，也没人敢上奏，给他泼脏水，但身后名，朱翊钧一定要保护。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历史证明过的道理。
张居正死后，张家被万历皇帝抄家，饿死十几口人，长子自杀，自那之后，再也没有朝臣愿意为皇帝本人呕心沥血了。
有的是人愿意为大明拼命，但没人愿意为大明皇帝承担任何骂名了。
在李自成攻破宣府，兵逼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多么希望有一个人提出南迁的主张，可是没一个人愿意站出来。
在朱祁镇北狩，瓦剌威逼北京时候，朝中有于谦的殊死抵抗，也有徐有贞这种南迁派，觉得暂避锋芒，哪怕是徐有贞这种南迁派，至少那个时候，他敢提出来，就代表他还愿意承担骂名。
那时候，还有臣子愿意为皇帝的呕心沥血。
但经历了于谦、张居正、戚继光的求荣得辱后，就再没有臣工有这种担当了。
朱翊钧要保住张居正、戚继光，甚至是王崇古的身后名，这样一来，于谦的求荣得辱，就成了个例，是明堡宗朱祁镇这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大明的问题。
“就这么定了。”朱翊钧没有让戚继光再说，朱常治藏个饴糖，都知道不让宫婢们背这个罪名，朱翊钧这么大人了，总不能还不如孩子。
在大明皇帝准备出发的时候，在松江府稽税院坐班的南衙缇帅骆秉良，收到了皇帝的密旨，这份圣旨只用了两天就抵达了松江府，而骆秉良收到圣旨立刻就站了起来，案子毫无疑问是个大案。
骆秉良立刻意识到，这个案子的棘手。
首先要快，在消息传到南衙之前，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南京国子监全部围困抓捕，这个时间必须要快，只有三天时间。
大明有海防巡检传递消息，这些势要豪右之家，也有自己的亡命徒和信息途径。
如此大的事儿，朝廷那边不可能瞒得住，骆秉良在京师的时候，就知道各部之间的司务们，来往十分密切，他们甚至会分享彼此知晓的秘密，来完全了解信息。
礼部受理此案，礼部的各方司务一定会把消息传出去。
即便是礼部司务不泄露秘密，夏宗尧和李先芳寻找人证，并且在左顺门等待召见，代表着一定有大事发生。
而且骆秉良不太信任陆树声这个人，陆树声反对新政的时候，骆秉良人还在北衙，他对这个人的感官不太好，说好听点叫激流勇退，说难听点，就是不弘不毅。
这个时间最多只有三天。
除此之外，办事的人，一定要足够的忠诚。
一旦具体做事的人，将消息提前走漏，京师就是打造的铁桶一样，该知道的人，还是知道了。
看来看去，骆秉良没有选择南镇抚司的缇骑，也没有选择稽税千户，南镇抚司的缇骑多数都是本地人，稽税千户们，和这些高门大户有经济往来。
这是免不了的，毕竟在彻底撕破脸之前，还是免不了有些沟通。
骆秉良选择了海防巡检来执行这个任务，这个群体，全都是穷民苦力出身，出海是苦中苦，稍微有点家底，都不会干这么辛苦的、风险这么大的差事。
水翼帆船可不是什么容易操控的东西，而且非常危险。
最重要的是，海防巡检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证明了他们的忠诚。
海防巡检但凡是松一松手，对阿片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赚几辈子的财富，而长期奋战在一线的海防巡检，就是此刻最佳的人选。
骆秉良立刻前往了金泽园的水师衙门，见到了松江水师提督内臣张诚，这是二祖宗张宏的义子，同样，张诚收到了皇帝的密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