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辉元讨要阵亡武士的遗骸，这是熊廷弼没想到的，和倭国交手了无数次，这是第一次有大名讨要遗骸，证明在毛利辉元眼里，这些武士是个人，而不是工具，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在倭国这种乱战的局面下，坏人的确有更大的可能笑到最后。
毛利辉元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其实不太擅长打仗，也就是军事天赋不强，所以他只能倚仗那些家督们，而倭国普遍存在的下克上风气，让毛利辉元又无法完全信任这些家督。
这种不信任，到了战场上，是极其致命的。
无论是毛利辉元赢了，还是德川家康赢，都是三五年之后的事儿了，两个集团的争斗，不会那么快的落下帷幕，等到三五年之后，二人无论是谁，都没有威胁关东平原的能力。
完成了部分还田的关东平原，按照倭国石高换算的话，熊廷弼现在算是百万石的大名，势力已经晋升顶流。
精耕细作的农业种植，从大明来的农具、种子，都给这片充满火山灰十分肥沃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
熊廷弼缺的是时间，他只要三到五年，就能把这些田土产出，转换为强横的战斗力，而倭国因为内斗，三五年内，不可能大举进攻关东平原。
三路进攻的战略，向北、向南、向西的征伐，目的只有一个，消灭不稳定因素武士集团，维持统治。
该下手的时候，熊廷弼从不手软。
“军屯卫所。”熊廷弼开始推行第二阶段的命令，在关东平原建立军屯卫所，均田是为了让武士进城，不是在乡野祸害农夫。
而军屯卫所，是对倭人最好的管理办法。
军屯卫所这个制度的韧性和作用，大明早就用时间证实过了。
只不过倭国推行这个政令，还存在许多的困难，首先卫所的儒学堂，就难以设立，倭国缺少足够的读书人，当然对于初步建设的军屯卫所而言，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儒学堂。
初步建立的军屯卫所主要是屯田和粮食自给自足。
而这也是要将武士消灭的原因，这些武士，吃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们还很喜欢喝酒。
熊廷弼开始安排在整个关东平原推行军屯卫所的政令，这个政策比较复杂，初步的构想，也仅仅是类似于营田法的营庄，主要是先把道路、桥梁修通，而后再派遣京营锐卒分镇管理，垦荒、屯田，对田土产出进行管理等等。
这些事错综复杂，熊廷弼在讲，袁政和袁直听着听着就有点迷茫了起来。
“算了，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是。”熊廷弼放弃了讲解其中的原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指令式行政。
他倒是想讲明白那些道理，可袁政和袁直真的听不懂。
比如他讲到了粮仓的仓储和管理，这涉及到了民运税粮和官解税粮的区别。
袁政和袁直就提出：直接让百姓把需要交的粮食运到江户城，不就解决了吗？如果不能如期缴纳，就立刻派出武士进剿，才是正确的做法。
比如他讲基于军屯卫所的军事建设，反腐是必须的，军队是秩序建立过程唯一现实存在的东西，军队戡乱，江山社稷稳定，生产开始恢复，普遍共识获得认可，道德开始出现，基于道德的秩序逐渐健全。
一旦军队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变色，整个秩序就会走样，同样军队不变色，那么秩序再乱，也不会脱离正确的方向，就不会失道。
这多么浅显易懂的道理，可是袁政和袁直则发出了疑惑，查军队的帐，这莫不是疯了？
道理讲不通，熊廷弼也不再讲了，指令式行政，成为了熊廷弼的习惯。
熊廷弼放弃了教化的想法，他很早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一个人的观念，因为那是他过去的总和。
倭国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整个倭国，人人心中有自己，人人心中有派系，为所不多的人心里有抱负，只有极个别的人，勉强算是心里有穷民苦力和百姓。
更加直白的说，倭国的肉食者，统治阶级，几乎人人都是畜生，猪狗不如。
比如织田信长，三公七民，织田信长征收田赋只要三成，在这个普遍八公、九公的倭国，织田信长的三公，就是心里有百姓，有万民。
“臣等告退。”袁政和袁直听从了命令，他们俩有的时候想不明白，熊廷弼跟他们讲那么多干什么，告诉他们怎么做就是了。
他们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听不懂且不提，就是真的能听懂，就会想太多，反而把熊廷弼的政令执行走样，还不如现在这样的指令政策。
“稍待。”熊廷弼转过身来，看着二人说道：“以后不要称我阁下了，还是叫我总督好了。”
他们二人口中的阁下，是对人的尊称，但更像是类似于天守阁下、君主的称呼，熊廷弼是大明人，他在倭国主要是历练，他的正式官位是江户总督，而非天守阁下。
“是。”袁政和袁直再次俯首领命，这就是熊廷弼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