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双方的第三代，汉家的孝景皇帝刘启，虽然被坊间普遍评价为‘中庸之主’‘守成之君’，但从综合能力以及成就上来看，依旧拿得出手。
反观匈奴军臣单于，不过是靠着父祖余荫，靠着父祖留下的宝贵财富、强大实力，才和汉家的孝景皇帝，斗了个半斤八两。
而今，到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第四代。
匈奴人，还处于三代军臣单于末期，下一代，大概率是鹰视狼顾，颇得冒顿单于雄风，却几乎半点不得老上单于睿智的挛鞮伊稚邪。
而汉家，则是刘荣。
一个自后世而来，雄心壮志或许不比历史上的汉武大帝，但综合能力以及法统、根基，都远胜于汉武大帝的天子荣。
在这一代，汉匈双方必然能分出胜负，一决雌雄。
而且胜利的天平，肉眼可见倾斜向了有利于汉家的一方。
纵观汉匈双方的文明发展史，汉家过去这短短五六十年，是从弱小到强大，从贫穷到富庶，从百废待兴，到百废俱兴的高速发展史。
匈奴，则是以一个极高的起点出发，随后便在老上单于时期到达巅峰。
到军臣单于继位，匈奴人，已经开始盛极而衰，走下坡路。
汉家在往上走，匈奴人在往下走。
再加上双方文明阶段的差异，更使得双方的龙争虎斗，早已注定了结局。
有趣的是：在汉天子刘荣的主导下，汉家的公卿百官，其实进行过一次别出心裁的讨论。
讨论主题为：站在匈奴单于庭的角度，应该如何让游牧之民强大起来？
这里的强大，显然不是过去几十年，匈奴人昙花一现般的军事实力强大，而是像曾经的秦，以及如今汉室这般，全方位无死角，且可长久维持的综合实力强大。
而在那场讨论中，最让刘荣印象深刻的，便是法家代表人物：赵禹的论点。
在赵禹看来，如今的匈奴人，在文化层面可谓是一张白纸。
而文化的积累，需要岁月的沉淀。
所以在赵禹看来，无法在短时间内积累足够文化底蕴，以支撑文明进程的匈奴人，要想成为像华夏王朝这样的综合强国，唯一的方式，便是从法治建设着手。
通过法治建设，来强行为游牧之民的文明进程提速，在‘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以达成‘知律法严苛而仁义俯焉’的目的。
刘荣细问，赵禹则进一步表示：游牧之民的短视，首先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一点点击碎。
等游牧之民产生‘这么做绝对不行’‘这么做惩罚极重’的意识之后，再通过法律条令，强制让游牧之民接受长远规划。
如个人层面的畜牧生涯规划，家庭财富规划，家庭成员规划、家庭结构调整等；
如部族的游牧路线、部族组成，军事、器械、后勤保障等体系构建；
再比如，单于庭层面的国家战略等等。
赵禹说，这是因为匈奴人——游牧之民大都‘未开民智’，想要他们听懂什么叫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并不比对牛弹琴轻松多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解释，只通过法律手段，粗暴的让他们去执行。
等他们执行过后，亲眼见到成效了，自然也就不用解释了。
从赵禹这一番话语中，刘荣不难得出结论：秦一统天下之后，始皇便是采纳了法家的这一建议，通过‘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粗暴手段，来让天下人强制接受秦廷的调度。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手段在华夏行不通。
因为华夏百姓民，哪怕是斗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也绝不能算作‘未开民智’的愚类。
数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每一个出生在神州故土的华夏之民，都沐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
哪怕一生都无法看懂圣贤之书，世世代代都无法出一个认字的后代，华夏之民也仍旧能从社会氛围、风气当中，汲取到游牧文明永远都无法达到的浓厚文化底蕴。
贩夫走卒，杀猪屠狗之辈，也仍旧心怀仗义；
丘八武夫，肩扛手挑之人，也同样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
这是游牧之民永远都学不会，也效仿不了的。
至于那场讨论最终的结果，则是由天子刘荣以穿越者的宏达视角，做出最后的判断。
——没有千年以上的，传承有序的文化积累，以及连续三五位，或是隔三差五，累计七八个‘老上单于’出现，游牧文明就永远无法进入人类文明的下一阶段。
即：松散部落奴隶制联盟，到中央集权封建制王朝的转变。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华夏文明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后，周边的泛华夏文明圈的文明，也有可能被强制抬到封建王朝。
但这就像后世，存在于新时代的国王、国公——哪怕在这公元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