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敞轩，竹席铺地，墙上悬着新绘的《蒙学九图》：第一图是农夫弯腰插秧，第二图是工匠锻铁成镰，第三图是织女引梭过筘，第四图是医者为童子诊脉……最后一图，却是女子执算盘、男子抱竹简，并肩立于田埂之上，头顶一轮初升红日。潘洪坐在末排矮凳上，听塾师讲《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闭目静听，手指在膝上轻叩节拍。待讲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他忽然睁眼，问：“先生，舜为何能让国？”塾师一愣，忙答：“因舜孝感动天，德配天地，故尧禅位于他。”潘洪点头，又问：“若舜不孝，但能治水九年，疏九河、决汝汉，使万民免于溺毙，尧可会让国？”满堂学子鸦雀无声。塾师额头见汗，支吾难言。潘洪却笑了，起身踱至墙边，指着那幅“男女共耕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舜让国，非因孝，而在功。孝是私德，功是公义。私德感人，公义救世。诸生记牢：读书非为取悦官家，乃为辨明公私——私德不彰，难立人前；公义不举，何以立世？”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面孔：“你们中，有人将来做官，有人种田，有人打铁，有人织布。无论做甚，都要问自己一句：我手中所持，是为私利，还是为公义？若为私利，纵登九卿，亦是蠹虫；若为公义，哪怕锄禾日当午，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话音未落，窗外忽有鼓声响起，沉稳而有力，一下，两下，三下……竟是军学院教习们解下腰间横刀，以刀鞘击掌为节。紧接着，巷口、街尾、运河码头，鼓声次第而起，汇成一股浩荡长风，卷过正素巷，掠过常州府，直向江南腹地奔涌而去。原来潘洪早已密令军学院，在今日同步开设“公义课”。不讲圣贤语录，只教如何丈量田亩、核算粮税、绘制水渠图、编纂乡约条文。军学院的教习们带着算盘、罗盘、界尺、色纸，分赴各乡社学，手把手教孩童们“算公账、画公图、立公约”。孩子们发现，所谓“道”，并非缥缈云气，而是手中一寸界尺量出的田界，是算盘珠子拨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是乡约墙上墨迹未干的“鳏寡孤独，全族养之”八个大字。当晚，潘洪宿于老宅西厢。王氏亲自送来一盏莲子羹。灯下，她鬓边白发清晰可见，手指却稳如磐石，羹勺轻碰碗沿，声若玉石相击。“国师今日所言，妾身听了半日。”她放下碗，取出一方素帕，帕角绣着极细的麦穗纹，“这是阿钰央我教的。他说，姐姐说，麦穗低头，因籽粒饱满；人若谦逊，亦当有实货。”潘洪望着那麦穗，久久未语。良久，他忽道：“母亲当年拒贞节牌坊，因不愿守寡受苦。可她若知今日，必会争一座贤良牌坊——不是为虚名，是为争一口气：女子持家，岂是低人一等？”王氏微笑：“婆婆早说过，牌坊是石头做的，人却是活的。石头再高，压不死人；人心若窄，寸步难行。”潘洪颔首，忽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封皮无字，只钤一枚朱印：“钦天监·火器图谱·乙卷”。他翻开第一页，赫然是新式燧发枪的结构剖图，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常州铸铁坊可产”“宜兴陶窑可烧药罐”“松江棉布可制火帽”……“明日我要去一趟无锡。”他将册子推至王氏面前，“军学院需三千支新枪，三个月内交付。户部只拨了两成银子，余下，得靠咱们自己凑。”王氏展册细看，指尖划过“松江棉布”四字，忽然抬头：“妾身有个主意。松江纺纱女工逾十万，若以国师名义设‘火帽工坊’，专收寡妇、弃妇、贫女，按件计酬，不拘昼夜。她们识数快，手又巧，学三天便能上手。工坊所出火帽，比京营旧制便宜三成，且耐用五倍。”潘洪眼中精光一闪：“你怎知火帽需用双层棉纸浸硝？”王氏垂眸：“阿钰拆过三支废枪，纸灰里还残留着硝味。他试了七种纸浆，唯有松江秋蚕丝混棉的纸，浸硝后韧而不脆，燃速匀称。”潘洪沉默片刻，忽然深深一揖：“嫂嫂之智，胜我十倍。”王氏慌忙避开，耳根微红：“国师莫折煞妾身。不过是……替阿涛省些心罢了。”烛火摇曳，将二人影子投在墙上，融作一片浓墨。窗外，运河水声潺潺，载着新制的火器图谱、松江的棉纱、宜兴的陶罐、无锡的铁锭，正悄然流向大明每一处需要筋骨的地方。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朱祁钰正批阅一份密奏。奏章末尾，曹鼐附了一行小字：“潘国师离京时言：‘吏治如树，根腐则枝枯；教育如壤，壤瘠则苗夭。今裁冗员，非为省俸，实为腾地植新苗。’臣思之彻夜，今拟《新苗章程》七条，请陛下朱批。”朱祁钰提笔，在“新苗”二字下重重一点，朱砂如血。他搁下笔，望向殿外渐沉的暮色，喃喃道：“铁骨担道……好一个铁骨担道。”宫墙之外，春风正翻动新印的《大明蒙学通则》，纸页哗哗作响，如同千万只翅膀同时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