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蜂拥的记者小波特已经平静了下来。人总是这样，总是在坚定和后悔之间不断的摇摆，但不管如何摇摆，最终还会坚定的走下去，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他心中此时的情绪也是复杂的，他知道社会党这边给他...梅琳达挂断电话的手指微微发颤，不是因为惊慌，而是因为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她没说话，只是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面上，金属壳与红木桌面相撞，发出一声短促而闷哑的“嗒”。对面银行经理还在等她回应债券报价——那批不记名债券是埃文三年前以信托名义购入、登记在她名下的，面值三百二十万，当前市场折价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对方只肯出一百六十八万现金收。她原本打算咬牙答应，现在却忽然不急了。她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咖啡已经凉透，苦得舌根发麻。她不是没想过这一天。早在埃文被董事会罢免那天，她就搬出了主卧，搬进了东翼的客房；早在社会党第一次在州议会质询埃文公司税务申报问题时，她就开始悄悄转移账户；早在三个月前，她让私人律师拟好了三份不同版本的离婚协议草案，其中一份甚至预设了“一方涉嫌刑事犯罪”的条款——那不是未雨绸缪，那是早就在等雷落下来。她太了解埃文了。他聪明，骄傲，擅长用数据说服人，却从不真正理解人心如何溃烂。他以为只要账目做得干净，只要公关到位，只要董事会里有几个老朋友，风暴就会绕着他走。他甚至在最后一次家庭晚餐上笑着对她说：“就算他们把我拖下台，也得给我留条后路——没人敢真把我送进去，我手里攥着太多人的把柄。”可他忘了，把柄这东西，只有在你站着的时候才叫把柄；一旦你跪了，它就变成钉子，还是别人亲手往你脊椎里砸的钉子。而蓝斯·怀特，根本不需要钉子——他只需要一把锤子，再敲一敲，整个屋顶就会塌下来，连灰都不剩。梅琳达放下杯子，抬眼看向银行经理：“请再给我十分钟。”她起身走向洗手间，关上门，反锁，打开手机备忘录。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信息，有些是转账记录，有些是境外账户编号，有些是加密通讯软件的密钥片段。最新一条写在三小时前：【埃文已签售股协议。罗杰夫付款到账时间：今晚十一点前。资金路径：开曼BVI信托→瑞士LGT银行→马耳他离岸基金。备注：不可追溯，不可冻结，不可查证。】她盯着这行字看了足足一分半钟，然后删掉“备注”后的所有内容，只留下前两句。她不需要提醒自己这些钱安全。她需要确认的是——这笔钱，是否还属于埃文。答案是否定的。一百万，不是埃文的卖身钱，是她的赎身券。她回到谈判桌前，声音比刚才更稳：“王先生，债券我不卖了。”银行经理一愣：“梅琳达女士，我们刚才谈得很顺利……”“不，”她打断他，嘴角甚至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我改主意了。这批债券，我要兑换成欧元现钞，分三次提领，每次不超过五万欧元，全部存入我在卢森堡新开的私人账户。另外，我名下两栋别墅，明天上午九点开始挂牌，底价按评估价八折，接受全现金买家。至于那些艺术品——”她顿了顿，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全部打包卖给苏富比纽约，附带一份‘家族传承优先权’声明，注明所有藏品均为我个人婚内所得，与埃文·贝尔无任何法律关联。”经理张了张嘴，想说这不符合常规操作流程，但她已经站起身，拎起鳄鱼皮手包：“您只需配合执行。所有手续费用，我双倍支付。”她走出银行大楼时，正午阳光刺眼。一辆黑色加长轿车停在路边，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一张中年男人的脸。他没说话，只朝她点了点头。梅琳达拉开车门坐进后排，司机立刻启动车辆，汇入车流。车厢内很安静。车载香薰是雪松味，清冽，寡淡，不留余韵。“他被抓了。”她说。男人没接话，只是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她拆开，里面是一份盖着钢印的《资产隔离法律意见书》，出具方是日内瓦一家以严苛著称的律所；还有一张薄薄的A4纸，打印着三行字：【1. 罗杰夫支付的一百万美元，已于今日上午十时零七分全额转入您指定的开曼信托账户（编号：CAY-778293-B）。2. 您名下全部资产已完成法律层面的婚内财产切割确认，埃文·贝尔无权主张任何追索。3. 如埃文先生最终被判刑，您将自动获得其剩余股份处置权委托书——签字页已公证，静待启用。】梅琳达把纸翻过去，背面还有一行手写字，墨水是深蓝色，笔迹锋利如刀：他出不来。你不用等。她合上信封，轻轻放在膝头。车子驶过市政厅广场，玻璃幕墙映出她侧脸的轮廓——线条紧绷，下颌线清晰得像用尺子量过。没有泪痕，没有颤抖，甚至连睫毛都没多眨一下。她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她和埃文还在法学院读书。那时他总爱在图书馆天台抽烟，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法律不是盾牌，是杠杆。你要找到支点，就能撬动整个世界。”当时她问他：“如果支点塌了呢？”他笑了，弹掉烟灰：“那就换一个。世界这么大，总有一个支点，是你没看见的。”她没告诉他，她早就看见了。支点从来不在法律里，也不在董事会投票箱里，更不在蓝斯·怀特的红宝石戒指上。支点，在她自己手里。车子拐进机场高速。她打开手机，调出银行APP，输入密码，进入开曼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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