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天马行空的狂想计划。比如要将满洲里打造成“北方小港城”,比如出资三十一亿美元为国家海军购置航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提议在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道宽五十公里、深两千多米的豁口,引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西北内陆,改善当地气候与生态。但最终,他的这些计划都无一例外,都只成为在口头上流传的臆想。不同于名动天下的牟其中,同一时期抓住时代红利、赚得盆满钵满的其他人,其实还有一个行事极为低调的人,就像宁卫民一样。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对于现代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居然比宁卫民玩儿的还要老道,不得不说是天赋异禀。而他就是生于1957年的杨荣。杨荣早年经历颇为神秘。他初中毕业后做过厨师,也曾承包过小商店。但不知从何时起,他拿到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自称有参军、参战经历。他思维跳脱、性格狂放桀骜,有记者曾这样形容他——“即便他身上只剩二十万元,且明天就要宣告破产,今天他也能面不改色,请你吃一顿花费十万元的宴席。”1989年,杨荣在港城创办财务公司,主营客户资金拆借,兼营债券与股票交易,就此积累下人生第一桶金。和牟齐中一样,杨荣也敏锐察觉到,国营企业的资本变革,是攫取时代财富的绝佳机遇。不久后他得知,沈阳有一家汽车厂,自1988年起对外发行一亿元股票,可时隔一年多,股票依旧无人问津、滞销严重。彼时国内汽车行业处境艰难,市场普遍不看好,人人避之不及,可杨荣却能看准时机果断出手。1991年,他拿出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这家沈阳汽车厂40%的股份。随后又通过组建合资公司、股权置换等一系列复杂操作,将持股比例增持至51%,成为绝对控股方。而且为了合理避税,他并未以个人名义持股,而是在太平洋百慕大群岛注册项目公司,通过这家离岸公司实现控股。1992年,这家离岸公司成为首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华夏概念股,在此之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海外上市。杨荣不仅创下了历史,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噱头,该公司在纽交所获得35倍超额认购,成功在海外融资七千五百万美元。此后,他又凭借一系列精妙的资本运作,打造出多家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上市的企业,外加大批非上市关联公司,商业版图迅速扩张。说实话,抛开迥异的商业运作方式不谈,牟齐中与杨荣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都精准抓住了国家经济转型的风口,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他们的行事手段,都充满了争议,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冲浪,赌性与魄力并存。而两人的结局,也近乎殊途同归,最终都黯然落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脚。牟齐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与囚徒的身份间反复切换。杨荣则在2002年因经济问题涉案,最终流亡海外,销声匿迹。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精明投机,就有人踏实苦干,人群分布向来遵循正态规律。虽然有人偏爱冒险逐利,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终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十四个年头,国内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华夏制造”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同样是1991年,欧共体宣布对共和国生产的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据欧共体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欧洲从共和国进口小屏幕彩电仅五万五千台。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数十倍,飙升至一百二十五万台。我国出口的彩电占据欧洲16.9%的市场份额,且增长势头依旧迅猛。于是为了抗衡来自华夏的彩电竞争,欧美本土厂商不得不降价30%,依旧难以抵挡。同年,共和国对美贸易顺差攀升至九十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美贸易顺差国。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九十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华夏。虽说我国产业层级暂时比不上日本的家电、电子等高精尖产品,在各类出口商品中,我们主要是纺织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核心品类,撑起了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但清晰的趋势已然显现。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工厂,正在华夏大地上缓慢崛起。另外,也不能忽视外企企业和合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就像华夏皮尔卡顿公司,由于占着法国品牌的优势,借助华夏人工成本低廉的便利,作为最早扎根共和国的合资企业,也顺势成为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外贸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宁卫民和邹国栋的双重努力,皮尔卡顿公司不但成衣出口规模节节攀升,对欧洲和日本的服装厂商出口面料,或者根据订单加工,也成了贸易大宗。不同于牟齐中剑走偏锋的投机生意,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之路,走的是稳扎稳打的实业路线。彼时国内纺织业正面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的困境,大量国营纺织厂积压的面料、成衣无处消化。而合资属性的皮尔卡顿公司,恰好借助合资企业的优势,打通了国内积压产能与海外高端市场的通道,既解决了上游厂家的库存难题,又能凭借低廉成本在贸易中轻松套利。完全可以说,皮尔卡顿华夏公司在国内,几乎成了除官方以外的最大纺织品出口中间商。从利润层面来看,1991年全年,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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