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让游客们惊喜的，却莫过于他们在这里见到的第一条鲨鱼——肩章鲨。这个体型不大的小家伙，胸鳍后方有一块黑色斑点，酷似军人的肩章。模样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凶猛，反而有点可爱。而且...宁卫民没料到，一首试唱小样竟如投入湖心的巨石，涟漪未平，浪已滔天。更没想到的是，这股由《此去半生》掀起的浪潮，竟在第四天就撞上了京城西城区文化馆那扇掉了漆的绿铁门。那天下午三点，馆长老周亲自蹲在门口，一手攥着刚印出来的三十份《文化简报》，另一手还捏着半截啃了一半的糖酥饼。他身后，三辆贴着“京音影协”白字的北京212吉普车排成一列，车顶架着两台刚从电影制片厂借来的便携式扩音喇叭，喇叭口朝南，正对着街对面新开张的“大船录音棚”后巷——那里，正有七八个穿蓝布工装的年轻人在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搬箱子，箱角还露出半截绣金边的戏服袖子。老周抹了把嘴上的糖渣，扬声冲里喊：“宁总！宁总在不在？您再不露面，我们真要拉横幅进去了啊！”话音未落，录音棚虚掩的木门“吱呀”一声推开，宁卫民穿着件洗得发灰的靛青棉布衬衫，袖口挽到小臂，左手拎着一卷刚剪下来的磁带母带，右手还沾着点松香粉。他脚上那双千层底布鞋沾了灰，裤脚蹭着几道水彩颜料印子——是刚才和美术组何保通在墙上比划紫禁城太和殿梁枋彩画时蹭上的。“老周，您这阵仗……比当年拍《红楼梦》选演员还吓人。”宁卫民笑着把母带塞进衣兜，抬手示意后面的人先别搬，“咋了？是不是《此去半生》的磁带压盘出问题了？我刚让赵大庆去音像公司问过，第一批两万盒今早已经下线。”老周把糖酥饼囫囵咽下去，一把拽住宁卫民胳膊往里拖：“宁总，您可算出来了！不是磁带，是人！全城的老戏骨，全来了！”他声音压低，却压不住眼里的光：“京剧团退休的孙世杰老先生，八十三岁，坐公交转了四趟车，今早六点就在咱们后门台阶上坐着等；评剧团的王桂珍老师，带着三个徒弟，拎着一篮子自蒸的豆沙包；还有梆子团的李振山，硬是让儿子推着轮椅把他从朝阳门推过来，说‘不为别的，就想听听你们怎么用戏腔唱活一个韦小宝’！”宁卫民一怔，随即心头滚过一阵热流。他当然知道这些名字——孙世杰是五十年代《锁麟囊》首演时薛湘灵的琴师，王桂珍是六十年代《花为媒》巡演全国时的主演，李振山则是在文革期间偷偷教学生唱《辕门斩子》被揪过斗的梆子名角。这些人，早该安享晚年，不该为一部尚未开机的电视剧，顶着春寒，坐公交、推轮椅、拎豆沙包，来挤一间连空调都没有的旧录音棚。“他们……都在哪儿？”宁卫民声音哑了半分。“在二楼排练厅！”老周一指楼梯，“我让姚经理腾出了地方，可人太多，连走廊都站满了。还有人自带了板胡、坠胡、月琴，说您要是答应让他们给《鹿鼎记》配一段‘康熙夜访清凉寺’的背景音乐，他们当场就能试奏！”宁卫民没说话，只是快步上楼。二楼排练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细碎而温厚的声响——不是嘈杂，是某种极有分寸的嗡鸣：二胡的泛音在墙角轻颤，笛子的气声在窗沿游走，偶尔一句清亮的念白飘出来，是《四郎探母》里杨延辉的“站立宫门叫小番”，但尾音一转，竟化作一声低沉苍凉的“小玄子……”，仿佛康熙少年时在乾清宫廊下唤韦小宝，又似多年后紫宸殿内君臣永隔的余响。宁卫民轻轻推开一条门缝。满屋老者。有拄拐杖的，有戴绒线帽的，有穿藏青中山装的，也有穿旧式绸褂子的。他们或坐或立，目光并不聚焦于某处，却齐齐落在门边那方空地——那里铺着一块褪色的红毯，毯上放着一只铜铃、一方砚台、一支狼毫，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鹿鼎记》原著，书页上密密麻麻全是铅笔批注，有些字迹已淡得几乎看不见，只留下纸面微微凸起的刻痕。宁卫民一眼认出那是孙世杰的字——三十年前他为《锁麟囊》谱曲时，也是这般用指甲掐着纸页，在韵脚旁标出气口与顿挫。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屋内霎时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玉兰树上一只麻雀扑棱棱飞走的微响。宁卫民走到红毯中央，弯腰，拾起那本《鹿鼎记》，指尖抚过扉页上孙世杰题写的四个小楷：“浮生若戏”。“各位前辈，”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这书，我读过十七遍。每读一遍，就越发觉得，金庸先生写《鹿鼎记》，根本不是写武侠，是在写一出大戏——生旦净末丑，全在里头。韦小宝是丑角，可他身上有丑角的悲悯；康熙是生角，可他肩上有生角的孤绝；陈近南是老生，可他命里带着衰败的髯口；阿珂是青衣，可她眉宇间全是不肯低头的刀锋……”他顿了顿，翻开书页，指着一处批注：“孙老，您这里写着‘韦小宝打赌赢鳌拜，该用‘碰板’节奏，急促短促，像骰子落盅——可最后他跪下磕头那一瞬，必须换‘慢板’，锣鼓‘仓——’地一收，留三秒静默，再起箫声。因为那一刻，他不是在演戏，是在学做人’。这话，比我琢磨半年还准。”孙世杰坐在角落的藤椅里，没应声，只缓缓抬起枯瘦的手，用拇指肚摩挲着膝盖上一枚磨得油亮的铜钱——那是他当年在后台给梅兰芳先生递道具时，梅先生随手赏的。宁卫民笑了，转身对姚培芳点头：“姚经理，记下来。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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