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满脸虔诚，有些人面无表情，孩子们则心不在焉地听着长长的希腊语祈祷词，偷偷地瞄向营地中的简陋马厩，马厩里，几匹神骏的健马甩着响鼻。
进行祈祷后，众人开始用餐，安静的气氛一扫而空，欢乐的交谈声在营地中响起，孩子们飞快地吃完饭，跑去马厩旁，把采来的草料塞进马匹的嘴巴里，马匹也轻轻舔着孩子们的手心，逗得他们哈哈直笑。
“混蛋，你们几个给我滚去其他地方，不要打搅红骑兵休息！”
吉普赛司令官从大篷车中探出头，冲孩子们吼着。
“他们晚上还要出去！”
孩子们们抱怨几声，蜂拥而逃，马厩旁，几名伪装成穆斯林的斯拉维斯骑兵咕哝几声，翻了个身，继续沉浸在梦乡中。
司令官怒气冲冲地看着孩子们逐渐跑远，坐回大篷车中的座位，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酒，喝上几口，一股火焰在腹部燃起，让他感觉暖洋洋的。
吐出一口酒气，司令官看着大篷车最内侧的十字架，心绪有些纷乱。
司令官名叫蒙达，是这个吉普赛营地的首领，五年前，蒙达的父亲在寒冬中去世，他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带领着这支吉普赛部落继续生活。
截止到15世纪末期，吉普赛人的脚步已经踏遍了半个欧洲，从东欧草原到大不列颠，从伊比利亚到保加利亚，仅有过于寒冷的北欧暂时没有发现过吉普赛人的身影。
作为一支外来民族，吉普赛人在异乡土地上备受歧视，他们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不愿定居下来，不愿从事畜牧或农耕，定居者认为他们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谎话连篇，喜欢偷窃，是城市和乡村的“寄生虫”。
原时空中，欧洲人对吉普赛人的歧视和偏见来自于多重因素，有肤色和人种上的歧视，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厌恶，有定居者和流浪者之间的矛盾，也有宗教和政治上的不信任。
东罗马帝国是吉普赛人西迁之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欧洲文明，无论是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这些地方都存在着相当多的吉普赛流动人群，为了将这些流浪部落管理起来，让他们不要给城市发展带来麻烦，东罗马帝国在这十几年里花费了不少功夫。
历史证明，吉普赛人是赶不尽杀不绝的，他们在欧洲人的排挤和打压中度过了几百年，人口还越来越多，不知道有多少强权君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吉普赛问题，但他们无一例外，从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由于拥有历史先见，以撒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把吉普赛人赶尽杀绝，松散的组织模式让他们根本不可能谋求民族独立或是裂土建国，实用主义的宗教思路和优秀的语言学习能力让他们至少能在信仰和语言上与普通罗马人达成统一，只要不添乱子，他们便无法对东罗马帝国造成任何威胁。
在上一次的保加利亚战争中，一些吉普赛人向东罗马帝国提供了帮助，奥斯曼战帅韦利·马哈茂德战败身死，这为罗马人和吉普赛人之间的合作开了一个好头。
战争结束后，以撒曾召集保加利亚的吉普赛部落来瓦尔纳城开会，与他们达成协约，在允许他们自由迁移的前提下，要求他们遵守东罗马法律，同时为东罗马帝国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
但是，吉普赛人实在太过松散，从来都是以几十上百人的小部落进行独立生活，各个部落之间交往不深，平时也没有太多联络，前来拜会以撒并与他签署协约的终究只是少数，大量的吉普赛小部落依然躲藏在人类社会边缘。
行政机构扩充之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声音可以传播到全国各地，针对吉普赛人的规范化运动在核心领土上开展，生活在城镇和村庄中的公民一旦发现吉普赛人的踪迹，都必须立马上报，行政人员和神职人员会在皇家骑警的陪同下找到一个个吉普赛营地，对他们进行登记，同时要求他们前往最近的大城市，领取仅有大区级政府才能颁发的合法通行证。
为了缓和吉普赛部落和东罗马公民之间的矛盾，东罗马帝国的人文研究院和宣传部门也在中央的要求下进行了针对化宣传，试图澄清主流社会对吉普赛人的无端怀疑。
首先便是民族由来，人文学者们根据吉普赛语和印度梵语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推断出吉普赛人原本来自于印度，那就一定是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时代的产物，属于希腊遗民，和东罗马公民拥有同一个祖先。
其次便是宗教，吉普赛人与希伯来人不同，对待宗教的态度十分随意，走到哪里便信奉哪里的宗教，东罗马境内的吉普赛人基本上都信东正教，同样是隶属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同宗兄弟，不存在异端之说。
至于所谓的占卜，星象等神秘学“巫术”，这种事情可大可小，西欧最尊贵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三世便痴迷这一套理论，梵蒂冈教廷也不可能带着十字军攻打维也纳，如果不去较真，基本上没人在乎。
随后便是称呼，人文学者们认为，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