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以近80岁的高龄报送的戛纳参展影片名就可见一斑了(屏蔽词,见下图)。这位法国的艺术片、政治片导演和已经去世的伯格曼一样,并不为大众所知晓,但至少国人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他,因为这老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老战士,放到上世纪30年代,他就是会背着行囊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与弗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那类人。戈达尔一生最崇拜的人都和国人类似,先是马,后是伟人,他终自己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以电影为武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不懈批判。譬如几个标志性的口号:问题不在于拍政治电影,而在于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电影究竟是谁的语言?它为谁服务?我们又能否创造出一种真正属于人民,而非资本的电影? 3听听!多么熟悉!他甚至从电影产业的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好莱坞式的制片厂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缩影,在《快乐的知识》等作品中,他开始分析电影经济,将电影视为一种经济、感知和政治的结构。其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决定了电影经验的形态,于是成立了声影制作社,倡导手工业式、小规模、低成本的制作与发行,试图在体制外建立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电影生产模式。从1980年至今他的晚年,戈达尔还是像个老战士一样疯狂输出,他写了巨著《电影史》及后来的《电影社会主义》、《影像之书》等等,通过复杂的蒙太奇,将电影史、艺术史、战争史、殖民史并置,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一个精神空虚、视觉噪音充斥的世界。一念至此,刘伊妃也就懂了老公为什么让自己或者《寄生虫》剧组去找戈达尔“递刀子”了,因为这部电影精准地回应了他一生追问的核心命题:电影为谁发声,又揭露了什么?《寄生虫》表面是类型片,内核却是一把刺向欧美社会结构的解剖刀,它讲述的不是某个恶人的故事,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看似公平却让底层永远无法翻身的系统。但为什么戈达尔完美符合“用魔法打破魔法”的人选,被路宽认为他可以对法国本土的《阿黛尔》支持势力造成压制呢?因为除了意识形态的疯狂输出外,戈达尔的艺术理论和造诣也颇深,本身就是法国新浪潮的奠基人,活着的传奇。这就是没系统性学过《西方艺术史》、《电影艺术史》的刘伊妃不大了解的了,她不能像精通中外艺术史的丈夫一样,随手拈来地“以夷治夷”。新浪潮就是被北电老学究、朱大珂等人奉为圭臬的批判工具,用来规训谢进,路宽这帮类型片导演的有力武器。戈达尔与特吕弗、侯麦并称“新浪潮五虎将”,是这场颠覆世界电影史的美学革命中最激进,最具破坏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帜。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卢瓦有一句名言被全世界影迷熟知:电影史可以分为“戈达尔之前”和“戈达尔之后”。作家阿拉贡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艺术,就是戈达尔的艺术”。这种地位放在玄幻小说里,就相当于正道开山鼻祖,辈分高到离谱,法力深不可测,脾气还臭得要命,看谁不顺眼就骂谁。伯格曼是隐居的老祖,他就是在世的老狂人。他骂斯皮尔伯格、骂好莱坞,整个西方电影界被他喷了个遍,却没人敢还嘴,因为他是戈达尔。1当然,路宽也被骂了,这也是刘伊妃知道他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戈达尔恨其不争,看他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国小伙,怎么也跟好莱坞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玩儿一块了,简直有负伟人的教诲。拍的电影更是神神鬼鬼,《历史的天空》他当然是最喜欢的,《塘山》里的军民救灾也颇受戈达尔的激赏,还有《球闪》里的林云自我观察、同归于尽。除此之外,尽不堪入目。特别是《山海图》在西方社会引起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玩意儿,导致戈达尔去年就缺席了戛纳,眼不见心不烦。小刘想通了所有关节,不禁心里感叹: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但文化战争贩子不但得有文化,还得心黑。相比之下,自己简直像个新兵蛋子。计划如期推进,刘伊妃不便直接出面,由《寄生虫》剧组安排了中韩两方的记者团队去采访了戈达尔,与问界关系颇佳的央六《中国电影之旅》记者打头阵,是最积极的。他们没去戈达尔在瑞士罗尔的隐居地,而是在戛纳当地一家他常去的老咖啡馆“偶遇”了这位戴着标志性黑框眼镜,头发花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的老者。记者小心翼翼地递上了《寄生虫》的详细资料和一份精简的剧情分析,重点标注了影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不公、阶级固化、以及“气味”这种无形壁垒的隐喻。戈达尔起初有些不耐烦,但当他快速浏览了几页,当即上套。于是在回到住处看完了片方提供的这部电影之后,老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外溢的磅礴表达欲了,他开始频繁接受欧洲各大电影媒体的采访,也在戛纳的官方场上进行辩论。包括他精准的有关电影政治学的演说:从《寄生虫》的空间隐喻一 半地下室的潮湿与山顶豪宅的阳光;谈到声音设计如何区分阶级——雨声对豪宅是情调,对地下室是灾难;再猛烈抨击那些赞扬《阿黛尔》纯粹、伟大的评论是“资产阶级美学的陈词滥调”和“对电影政治维度的主动阉割”。“他们懂什么电影史?”戈达尔在接受法国最大媒体《费加罗》的采访时冷笑,“他们还在用我和特吕弗六十年前用来反对优质电影的那套作者论,个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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