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蔡荣不仅知道，还精确到日期、职务、甚至“监斩”二字——那是私刑，非诏狱流程，更非朝廷公文所载！蒋贵嘴唇哆嗦，想问，却发不出声。蔡荣却不再看他，只仰起脸，任一滴冰凉雨水滑进衣领：“卢公公，您说……当年押送张峦灵柩回乡的，是不是那位王岳王千户？”蒋贵双膝一软，竟跪倒在湿滑青砖上。蔡荣没扶。他转身步入堂内，反手关上槅扇。门缝合拢前，他听见蒋贵喉咙里滚出一声压抑至极的呜咽，像被扼住脖颈的困兽。雨，越下越大。蔡荣独自坐在堂中，没有点灯。窗外天色灰暗如墨，唯有檐滴声，一声，又一声，敲在人心上。他取出贴身藏着的一方素绢。绢角已磨得发毛，上面是几行蝇头小楷，墨色陈旧，却力透绢背：【弘治三年秋，张峦奉旨查两淮盐引亏空。九月十九，巡盐御史李濂暴卒于扬州驿。二十一，扬州仓大使陈敬投井，遗书称‘账目俱在’。二十二，张峦于仪真码头登舟，舟覆，尸骸无存。二十四，王岳持东厂勘合，赴仪真收殓‘张峦遗物’，得楠木匣一只，内空。】落款处，无名，只有一枚朱砂小印——印文是“鹿苑相公足利义满百年忌辰钦赐勘合”字样。蔡荣指尖抚过那方印。这不是大明的印。是倭国相国寺的印。足利义满百年忌辰，是今年六月。可这张绢，写于弘治三年——整整二十年前。谁能在二十年前，就预知相国寺会以足利义满忌辰为名，申请勘合？谁又能将倭国寺庙的印，盖在一份记录大明国丈之死的密札上？除非……这印，根本不是盖上去的，而是——拓下来的。拓自一张真正的、二十年前就存在的勘合文书。蔡荣猛地起身，快步走向后堂暗格。推开第三层抽屉，取出一本蒙尘的《日本风土记》，翻开夹层——里面静静躺着半页残纸。纸色微黄，边缘焦黑，正是当年从张鹤龄尸身衣襟内搜出的。残纸上，仅存数字：【……三月廿七，宁波卫报：倭船七号，源永春居座，疑载……张……】后面字迹全毁，唯余一个“张”字，墨浓如血。蔡荣盯着那个“张”字，忽然想起蔡荣之前说过的话：“第七船以源永春为居座，潜藏在宁波里海。”——源永春，是倭语名字。可“源”字，在倭国是皇室苗裔姓氏。而大明能用“源”字取名的，唯有两种人：一是流亡倭国的明初遗民，二是……被赐姓的勋贵之后。张峦，字子岳。张鹤龄，乳名“永春”。蔡荣的手，慢慢攥紧。原来如此。张家兄弟走私宝钞，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找人。找那个二十年前，随父查案、却被王岳一并沉入长江的“张永春”。而倭国第七船，根本不是走私船——是接应船。接应一个，本该死在弘治三年秋天，却在宁波海面，悄然浮出水面的“张永春”。蔡荣闭上眼。他忽然明白，为什么朱厚照一定要他当这个备倭将军。不是因为信任。是因为——只有他，才可能活着找到张永春。也只有他，才敢在找到之后，把真相，原原本本，端到朱厚照面前。雨声如鼓。蔡荣睁开眼，走到书案前，提笔蘸墨。他没写奏章，也没写密报。只在一张素笺上，写下四个字：【源永春，即张。】墨迹未干，门外忽传来急促脚步声。“千户！宁波急报！”蔡荣搁下笔，声音平静：“进来。”门被推开，锦衣卫百户浑身湿透，单膝跪地，呈上一封火漆密信：“倭船第七号……今晨卯时，自宁波里海起锚。船头挂的是……相国寺旗。”蔡荣接过信，指尖微凉。他拆开火漆，抽出内里薄纸。纸上只有一行字，墨迹新鲜，显然是刚写就：【源永春拜上：闻君将使倭国，甚慰。鹿苑相公忌辰将至，愿携故人之物，亲赴京都，焚香告慰。】落款处，画着一枚小小的、歪斜的麒麟。蔡荣盯着那麒麟看了很久。然后，他缓缓将素笺凑近烛火。火舌舔上纸角，迅速蔓延。“张”字在烈焰中蜷曲、发黑、化为灰烬。蔡荣松手。灰烬飘落案上，如雪。他抬头，望向门外茫茫雨幕，仿佛已看见千里之外，那一艘破浪东去的倭船。船头猎猎，相国寺旗翻卷如墨云。而旗杆之下，必有一个穿倭服、束高髻、左耳垂缀着一枚青玉玦的男人，正遥望大明方向，轻轻叩首。叩的，不是足利义满。是弘治三年，九月廿三，沉入长江的那具无名尸骸。蔡荣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吞没：“备马。”“我要进宫。”“现在。”他整了整麒麟补子，踏出堂门。雨，正倾盆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