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裴元都抱着侥幸心理，认真的耕耘着焦小美人。焦小美人依旧温柔乖顺，那独有的可爱娇嗔和活泼气息，也让裴元心痒痒的爱不释手。只是一时还看不出成果。倭国使团那边再次派人过...我站在杭州城西一座青瓦白墙的宅院门口，手里攥着半张被雨水洇得发软的纸契，指节泛白。门环是铜的，摸上去凉，叩了三下，声音沉闷，像敲在朽木上。门开了一道缝，露出半张脸——灰白眉毛，右颊有道斜疤，眼神却亮得瘆人。他没说话，只把门缝又拉开些，侧身让我进去。院子里静得能听见檐角铁马轻晃的颤音。青砖缝里钻出几茎野草，在晚风里摇。我低头跟着那道影子穿过天井，经过两株枯死的石榴树，树干皴裂如老人手背的筋络。廊下悬着一盏油灯，灯焰忽明忽暗，在墙上投出巨大而扭曲的影子，仿佛随时要挣脱墙壁扑下来咬人。“沈大人说，你若来了，先去东厢第三间。”疤脸人嗓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粗陶，“茶在案上，冷了，别喝。”我没应声，只点了点头，靴底踩过青砖时发出细微的咯吱声。东厢第三间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一线光，淡黄，微颤，像是灯芯快烧尽了。我推门进去，屋内陈设极简：一张榆木案，一把竹椅，一只青瓷茶盏歪在案角，盏沿一圈褐色茶渍，像干涸的血。案上摊着一卷素绢，压着块黑石砚，砚池里墨已凝成暗青色硬块。我走近，俯身去看那素绢。上面没字，只有一幅画——潦草勾勒的杭州城西水门，城楼轮廓歪斜，似被重物压过；水门下方，一条乌篷船正从闸口缓缓驶出，船头立着个穿靛蓝直裰的人，背影单薄，腰间悬着一柄无鞘短刀。船尾坐着个戴斗笠的老者，斗笠压得很低，只露出半截灰白胡须。最刺目的是船篷上用朱砂点了个小圆，红得刺眼，像刚溅上去的血珠。我伸手想碰那朱砂点，指尖将将触到绢面，身后门轴突然“吱呀”一声响。我没回头，只慢慢收回手，袖口擦过案沿，蹭掉一点浮灰。“沈大人不亲来？”我问，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稳。身后那人没答，只踱到案旁，伸出两根手指，拈起素绢一角，轻轻抖了抖。绢面簌簌轻响，那朱砂点竟微微晕开一丝细线，直直指向水门西侧三十步外一棵老槐树的位置。“树洞里有东西。”他说，“明日卯时三刻，槐树西第三根枝杈，垂着条褪色的蓝布带。”我盯着那丝晕开的朱砂线，喉结动了动：“什么东西？”“不是东西。”他顿了顿，拇指指甲在砚台边缘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是个人。姓周，字怀远，原杭州府学训导。去年冬至前夜，他在钱塘江边拾到一只紫檀匣，匣中装着三枚铜钱，一枚‘开元通宝’，一枚‘大中祥符’，一枚……”他忽然停住，抬眼看向我，那双眼睛在昏光里幽深如古井，“一枚‘永昌元年’。”我呼吸一滞。永昌元年——那是前朝末帝仓皇登基后改的年号，不足三月，便随那座金銮殿一同塌进火海里。史官讳莫如深，民间只敢在私撰野史里提一句“伪号乱纪，天厌之”。可这三枚铜钱，若真凑齐了，便是前朝宗室密钥的印信凭证。谁握着它，谁就能打开埋在凤凰山地宫里的《永昌实录》——那本据传记载了当今天子生父真实身份、以及建文旧臣余党名录的禁书。“周训导没活过冬至。”疤脸人把素绢重新铺平，指尖在“永昌元年”四字上重重一按，墨迹被压得更深，“他死前，把铜钱分藏三处。一枚在钱塘江底沉船龙骨夹层，一枚在灵隐寺藏经阁第七层佛龛背后，第三枚……”他抬眼，目光如钩，“在你家老宅地窖的砖缝里。”我猛地抬头：“我家老宅？”“清波门外柳浪桥西，沈家旧宅。”他嘴角牵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不像笑，倒像伤口裂开，“你离家十年，不知宅子早被官府封了。上个月，巡检司的人撬开地窖门，发现砖缝里嵌着个油纸包。包里只有半枚铜钱，断口参差，像被人硬掰开的。”我脑中轰然一响。十年前那个暴雨夜，父亲把我推出沈家老宅后门时，塞进我手里的油纸包——里面裹着半枚温热的桂花糕，还有一小块冰凉坚硬的东西。我那时饿极了，只顾啃糕，随手把那东西塞进袖袋，后来逃亡路上颠簸，再没找见。原来那是半枚铜钱。“沈大人要你拿回剩下两枚。”疤脸人转身走向门口，袍角扫过门槛，“但有句话，得先替他带到——”他停住，没回头，声音压得极低，像毒蛇游过枯叶：“当年你爹没死在诏狱。他活着，就藏在永昌地宫里。等你凑齐三枚铜钱，打开地宫门，他就出来见你。”门在我面前合拢，咔哒一声轻响，仿佛锁死了十年光阴。我独自站在灯影里，手指无意识抠着案角一处虫蛀的凹痕。窗外，不知谁家更鼓敲了三下，咚、咚、咚，沉闷得如同擂在心上。我忽然想起离家前夜，父亲在祠堂焚香，青烟缭绕中，他反复擦拭着那方祖传的端砚，砚池里墨色浓得化不开。他当时说：“砚要常磨，墨要常新。人若停笔太久，字就歪了。”歪了的字，还能扶正么？我吹熄油灯，摸黑走到窗边，推开一道窄缝。夜风裹着潮气涌进来，带着钱塘江特有的咸腥味。远处，西子湖方向隐约传来几声琵琶，曲调婉转，却透着股强撑的欢愉，像绷紧的弦，随时会断。翌日卯时，我混在运菜进城的驴队里进了清波门。天边刚泛青，雾气未散，街巷湿滑。我低头缩在驴车后，听前面车夫和守卒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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