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红巾军的起义，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全国各地的反抗力量。同年八月，萧县（今安徽萧县）人芝麻李（李二）与赵均用、彭大等人在徐州起义，响应红巾军。芝麻李因曾将家中芝麻赈济灾民，深受百姓爱戴，他率领的起义军很快攻占了徐州及周边郡县，“众至十余万”。
在南方，红巾军的起义同样风起云涌。至正十一年十月，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徐寿辉、邹普胜等人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他们也以红巾为标志，被称为“南方红巾军”。徐寿辉出身布贩，为人宽厚，被推举为帝，建国号“天完”（意为压倒“大元”），年号“治平”。天完政权建立后，迅速攻占了黄州（今湖北黄冈）、饶州（今江西鄱阳）、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势力扩展到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
除了红巾军系统，其他反元势力也纷纷崛起。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今江苏泰州）盐贩张士诚率领盐丁起义，攻占高邮（今江苏高邮），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张士诚的起义军以盐贩为主，战斗力强悍，曾一度击败元军的围剿。此外，还有方国珍在浙东沿海起义，以海上贸易为依托，割据温州、台州等地。
短短数年之间，红巾军及各路反元义军遍布大江南北，元王朝的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边缘。正如《元史》所载：“自红巾起，天下大乱，州县多为贼据，元兵不能制。”
三、北伐与分裂：红巾军的巅峰与内耗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迎来了红巾军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他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今安徽砀山）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州），拥立其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的正式政权。宋政权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刘福通在北方红巾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让“复宋”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
此后，刘福通开始策划大规模的北伐，目标直指元大都（今北京）。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兵分三路：东路由毛贵率领，从山东出发，直逼大都；中路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率领，向山西、河北进军；西路由白不信、李喜喜率领，进攻陕西。
东路军在毛贵的指挥下，进展最为顺利。他们先后攻占沧州（今河北沧州）、蓟州（今天津蓟州），兵锋直指大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惊慌失措，甚至准备迁都漠北。然而，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足，毛贵最终在柳林（今北京通县南）被元军击败，北伐功败垂成。尽管如此，东路军仍控制了山东大部分地区，成为红巾军在北方的重要据点。
中路军的北伐则充满了悲壮色彩。他们穿越太行山，进入山西，后又转战河北、内蒙古，甚至一度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烧毁了元廷的宫殿。这支军队远离后方，在蒙古草原上与元军周旋，最终因粮草耗尽，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覆灭。西路军在陕西遭遇元军及地方武装的顽强抵抗，后辗转进入四川、甘肃，最终被打散。
三路北伐虽然未能推翻元王朝，但极大地动摇了其统治基础，消耗了元军的主力，为南方红巾军及其他反元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的刘福通，控制着河南、安徽、山东的大片地区，成为元末农民起义中势力最强的领袖。他在汴梁修建宫殿，将宋政权的都城迁到这里，红巾军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然而，盛极而衰的阴影已悄然降临。红巾军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成为了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宋政权建立后，刘福通虽为实际掌权者，但内部派系林立，各将领拥兵自重，互不统属。东路军将领毛贵被杀后，其部将互相攻伐，山东根据地陷入混乱；中路军与西路军也因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最终被元军各个击破。
南方红巾军的分裂则更为严重。天完政权建立后，徐寿辉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实权掌握在丞相倪文俊手中。至正十七年（1357年），倪文俊企图谋杀徐寿辉自立，失败后逃往黄州，被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接管了倪文俊的军队，势力逐渐壮大，最终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杀死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汉”。陈友谅的背叛，导致南方红巾军分裂为汉政权与以明玉珍为首的夏政权（割据四川），严重削弱了反元力量。
与此同时，其他反元势力也开始互相攻伐。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在占领苏州后，逐渐腐化，“士诚兄弟骄奢淫逸，不理政事”，甚至向元廷投降，与红巾军为敌。方国珍则采取投机态度，时而降元，时而反元，割据一方。红巾军与各路义军从最初的联合反元，逐渐演变为争夺地盘的混战，这为元军的反扑提供了可乘之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至正十九年（1359年），元军将领察罕帖木儿率领精锐部队进攻汴梁，刘福通率军顽强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