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都只是微微颔首，示意肖贯把电源线递过去。电脑开机，桌面干净，只有一个文件夹，名曰：“真相从来不需要修饰”。他点开PPT，首页只有一行字，宋体，28号，居中：【我们吵的从来不是57%还是55%，而是——谁在决定57%？】第二页，是张拓扑图：左侧是“制片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影城终端”，右侧是“票务平台→支付通道→银联清算→财务系统”。中间一条粗红线，标注着：“数据主权断点”。“院线声称掌握终端，”陈砚指着图，“但票务平台掌握实时上座率，支付通道掌握真实购票人画像，银联掌握消费频次与客单价。当一部电影的‘真实热度’被三套系统分别记录，而院线只向片方提供最后一环的‘结算单’时——”他敲击键盘，第三页弹出——三组并列数据：【票务平台统计】《情心劫》首日预售人次：421,893【银联清算】《情心劫》首日实际购票人数：387,201【院线结算单】《情心劫》首日分账基数：312,546“差额74,655人，”陈砚声音陡然冷了三分，“去了哪里？”他没等回答，直接切到第四页：一张地图，密密麻麻标着红点，全是“大地院线”旗下影城。每个红点旁标注着小字：“PoS机离线时长＞4小时/日”“wiFi信号屏蔽强度超标”“取票机故障率连续3日＞65%”。“技术故障？”陈砚冷笑，“还是选择性失明？”整个会场，只剩空调低鸣。有人手抖，茶水泼在文件上，洇开一片深色水痕，像无声的溃败。韩三爷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压住了所有杂音：“陈总，这数据……你从哪来的？”陈砚没回头，盯着屏幕：“票务平台接口，我买了三年使用权。银联清算端，我参股了两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影城终端监控，”他顿了顿，“去年底，我收购了‘云瞳科技’72%股权——他们给全国312家影城装了智能巡检系统。”全场哗然。云瞳科技！那个专做影院AI运维的隐形冠军！业内早传它背后有资本接盘，谁也没想到，买家是陈砚。万达慢慢坐直身体，眼神灼亮如刀。他终于懂了——陈砚不是来搅局的，是来收网的。他手里握着的不是谈判筹码，是整条产业链的神经末梢。“所以，”万达缓缓道，“陈总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陈砚终于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是数据的意思。”他举起手机，屏幕亮着，是微信界面，置顶聊天人叫“老吴”，头像是张泛黄的老照片：几个年轻人站在胶片机旁大笑，背景横幅写着“1998年北影厂青年导演培训班”。“老吴，北影厂老会计，干了四十年，管过谢晋、张艺谋、陈凯歌所有片子的原始结算单。”陈砚点开一张照片，是张手写单据，纸张脆黄，墨迹微洇，“1998年，《荆轲刺秦王》票房结算，制片厂拿走51.3%，发行公司12.7%，院线36%。当时没有‘分账’概念，只有‘分成’，所有环节的账本，都在北影厂档案室锁着。”他关掉手机，环视众人：“三十年前，我们靠信任分钱。二十年前，靠合同分钱。十年前，靠关系分钱。今天，我们靠什么？靠互相猜忌，靠阴阳合同，靠把数据切成碎片再拼凑谎言。”“颜总提KPI，很好。”陈砚看向万达，“但KPI不该由院线单方面定义。票房分级让利？可以。但分级标准，得由第三方数据机构出具，审计署备案，季度公示。”他走到曾总面前，把那份23页的手写稿轻轻推过去：“曾总，这份数据，我抄送了广电电影局、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还有中纪委驻文旅部纪检组。原件存证在区块链，哈希值已上链。”曾总手一抖，文件滑落半页。陈砚俯身，帮他扶正，动作很轻，语气更轻：“明天上午十点，电影局召集紧急听证会。您和我，带着所有原始凭证，去讲清楚——为什么《龙门飞甲》的3.86%消失在技术维护费里？为什么《情心劫》的7.4万人，买票成功却不算票房？”他直起身，目光扫过全场：“不是逼谁低头。是请各位一起，把当年北影厂锁在铁柜里的账本，换成今天的云端数据库。把‘我们觉得应该’，换成‘系统显示就是’。”说完，他拿起帆布包，朝门口走去。经过颜礼身边时，陈砚脚步微顿，没说话，只把包里最后一样东西放在颜礼桌角——一枚铜质徽章，磨损严重，刻着“北影厂1998年度先进工作者”。颜礼怔住，指尖抚过徽章边缘的刮痕，忽然鼻尖一酸。那是他父亲的徽章。二十年前，他爸就是北影厂会计科科长，亲手核算过《荆轲刺秦王》的每一笔分账。后来下访维权，被人推搡摔断三根肋骨，再没回过厂里。陈砚没回头，推门而出。门合拢的刹那，会场爆发出巨大嗡鸣，像一锅烧开的水骤然掀盖——有人拍桌，有人打电话，有人冲向洗手间呕吐。于胖子瘫在椅子上，喃喃道：“完了……全完了……”万达却笑了。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啜了一口，然后对肖贯说：“去，把陈砚那份PPT，存档，命名《中国电影分账白皮书（2012试行版）》。明天一早，发给在座每一位，抄送总局、财政部、证监会。”韩三爷摩挲着紫砂杯，忽然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万达望向窗外。初夏的阳光正穿透云层，劈开一道金光，直直落在会所琉璃瓦上，晃得人眼疼。“去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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