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师政委领受了任务，要在这里迎接和欢送二六军团的战友们。而红总部也计划着，当两支主力红军会师之后，再度北上时也将从波日桥通过。
师政委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早早地来到了桥上，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他检查着桥板是否结实，用手轻轻摇晃，感受着它的稳固程度；他审视着扶栏，查看是否有破损的地方，以确保战友们的安全；他还观察着桥下的流水，判断是否会突然涨水，给行军带来危险；最后，他计算着桥面横排一次能够通过多少人，以便合理安排队伍的行进。
在确认了这些情况之后，师政委的目光转向了跟他一同前来的新婚妻子。这位漂亮的藏族女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若不是她身上那独特的藏族服饰，恐怕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误以为她是汉族女子。
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响应了号召，为实现民族平等、互相通婚做出了榜样。早在几个月前，绥靖地区成立川康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时，那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男人们欢天喜地，女人们笑语盈盈，人们娶妻结婚，好不热闹。当时，省委就有六名干部与藏族姑娘喜结连理。经组织审批，成为他这位省委宣传部长、独立二师政委的妻子的，正是站在他身边的三木顿珠。虽然他们是初次相见，但彼此却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师政委凝视着眼前的妻子，仿佛怎么也看不够，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又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通讯员匆匆赶来报告：“政委，老母亲过来了。”他急忙拉起妻子的手，说道：“走，快去见母亲。”他边走边想，一家人在红军队伍中相见竟是如此艰难。自从他们一家九口人投身红军队伍，便再未团聚过。他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两年前，那时母子二人都已知晓父亲离世的噩耗，却都选择了隐瞒，最终还是母亲将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了他。第二次则是在西康宝兴城。那天傍晚，他又一次与带着三个孩子匆匆赶路的母亲不期而遇。行色匆匆间，他终究没有勇气将二哥和五妹夫妇的死讯如实告知母亲。
这次见到母亲，他心中感慨万千。他如今已经担任师政委一职，但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倍感压抑。母亲身旁站着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妹妹年仅八岁，而母亲也已年过半百，身体状况不佳。当时，红军队伍正准备翻越新龙雪山，一路上铁流滚滚，战马嘶鸣，场面异常壮观。但在这壮观的景象背后，却是师政委内心的沉重与无奈。
弟弟和妹妹见到师政委后，纷纷喊他三哥。他们焦急地告诉他：“三哥，怎么办？娘不行了，娘腿肿了，走不动了。”听到这些话，师政委的心情愈发沉重。他深知母亲的身体状况，也明白红军北上的重要性，但面对母亲和弟妹的困境，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纠结。
师政委沉重地对妹妹说：“小妹，你知道我的心情也难受。红军要北上，母亲身体不好，但就地安置是绝对不行的。可要是回家去，我们也已经无家可归了，我们的家早就没有了。”这时的母亲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看着师政委。她似乎也知道自己无法再承受第三次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辛，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这种痛苦如同刀割一般，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师政委坐在椅子上，沉思片刻，他突然想起之前曾给红一团的张政委写过一封信。在那封信中，他请求张政委帮忙为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寻找一些粮食。由于近期事务繁忙，他竟然还没来得及查看张政委的回信。这时，师政委像是突然被提醒一般，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迫不及待地展开阅读，想要知道张政委在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只见张政委在信中措辞委婉地回复道：“师政委啊，实在不好意思，现在有太多人都向我索要粮食，我这里的粮食也非常有限啊。连老首长跟我要粮食，我都无法满足呢。真的非常抱歉，我只能随信给您带来一块银元，聊表心意。希望您不要嫌弃这点微薄的礼物。”师政委读完信后，心中有些失落，但他并没有抱怨。他默默地掂了掂手中那块银元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