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内，李琰召集了枢密院、兵部、户部及几位参与过东海拓殖规划的重臣进行商议。
“陛下，”兵部尚书面色凝重，“若陈永昌所报属实，则‘新唐洲’内陆并非蛮荒无序之地，恐存在一组织严密、战力不俗之土着势力。其视黄金为圣物，我朝开采之举，无异于刨其根基，必遭激烈反抗。后续拓殖，恐需投入更多兵力，耗费巨大，且胜负难料。”
户部尚书也忧心忡忡：“如今西线虽暂稳，然大军驻防、使团往来、水师巡弋，耗费已然不菲。若再于东海开启大规模战事，国库压力骤增。且跨海补给，路途遥远，风险极高。”
然而，也有将领持不同意见：“陛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新唐洲沃野万里，金矿丰富，岂因蛮夷抗拒而弃之？我大唐兵锋所指，无坚不摧！当增派大军，携带更多火器、重弩，一举荡平那‘石像部落’，震慑群蛮，永绝后患！”
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是继续加大投入，以武力强行征服，还是改变策略，尝试以贸易、分化等方式进行渗透和怀柔？
李琰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上的奏报。他来自后世的思维，让他对单纯的军事征服带来的长期治理成本有着清醒的认识。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
“蛮夷畏威而不怀德，然徒恃武力，亦难收长久之效。朕意已决，对新唐洲之内陆土人，当采取‘剿抚并用，以抚为主’之策。”
他下达了一系列具体指令：
“一，命陈永昌暂停向‘石像部落’方向的一切军事探索和挑衅行为。固守现有据点，全力发展农庄、工坊，积蓄力量。”
“二，增派一艘‘扶桑级’战舰及三艘辅助舰船，携带更多农具、种子、工匠及用于贸易的货物如更精美的玻璃器、丝绸、青铜工具前往望唐堡。同时，派遣一队精通医术的郎中，携带更多治疗‘沼泽热’及外伤的药材。”
“三，着令陈永昌，挑选机敏通事，携带重礼，尝试与那些与‘石像部落’有仇怨或距离较远的中小部落建立固定联系，以贸易为纽带，潜移默化施加影响，收集情报，甚至可尝试雇佣其战士为辅助。”
“四，命将作监，根据陈永昌所绘草图及描述，深入研究那‘石像’及其可能代表的信仰，或可从中找到其弱点或沟通切入点。”
“五，东海拓殖，转为长期经营之国策。着户部单独核算，设立‘新唐洲拓殖专项基金’，由皇室和内帑牵头，亦允许民间大商号认股参与，共担风险，共享其利。”
这一系列命令，既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后盾作为威慑，又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渗透、文化影响和长期经营上，甚至引入了类似后世“殖民公司”的资本运作模式，以减轻朝廷财政压力。其深谋远虑和超越时代的智慧，令殿中重臣无不叹服。石像之谜，并未让李琰盲目动用武力，反而促使他制定了一套更为系统、也更具可持续性的征服策略。
然而，就在李琰运筹帷幄于万里之外时，长安东宫之内，一场没有硝烟的“御前斗法”却骤然升级。
拉什米卡安排去管理太子名下皇庄的一名管事，被人举报“欺压庄户，强占民田”。举报者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几个颇有背景的地方乡绅，他们联名将状子直接递到了京兆尹，并且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将风声透给了与太子妃家族亲近的御史。
这一次，对方准备充分，人证物证看似确凿。那管事也确实有些跋扈，手脚不算干净。更重要的是，此事直接牵扯到了太子的“家奴”和“私产”，若处理不当，很容易被引申到太子“纵仆行凶”、“与民争利”的道德层面。
消息传到东宫，李琮顿时慌了手脚。他深知此事若被坐实，不仅刚刚挽回的声望会毁于一旦，更会在父皇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他急召拉什米卡商议。
拉什米卡听闻，心中也是一沉。她知道，这是太子妃家族发起的正面攻击，目标直指她通过太子安插的人，进而打击太子的威信和她本人。
“殿下勿慌。”拉什米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此事关键，在于快刀斩乱麻，且必须有人承担责任，但不能是殿下您。”
她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立刻将那惹事的管事锁拿，移交京兆尹，并对外宣称，殿下早已察觉此人品行不端，正欲查处，不料其恶行已然败露，殿下定当秉公处理，绝不姑息！同时，殿下需亲自去向陛下请罪，自陈失察之过，但务必强调，此人乃前任所留，殿下接手产业不久，正在整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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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弃车保帅，也是以退为进。将责任推给前任，并突出太子“正在整顿”的积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