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太巧了……”
没有人接话。
他给建军挂上葡萄糖,又给建民挂上,收拾收拾东西就走了。
那天中午的饭没人吃。
锅里的肉凉了,汤上结了一层白油。
亲戚们陆续散了,走的时候都低着头,脚步匆匆的,没人说话。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两条滴完的葡萄糖瓶子,挂在树杈上晃来晃去。
建军醒过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
他就记得自己弯腰起啤酒盖,然后就眼前一黑,再睁眼躺在床上了。
建民也一样。
后来我问过我妈。
我妈说,你别瞎琢磨,可能就是癫痫,两个人赶巧了。
可我亲眼看见建民在门口赶蚊子,看见他手划拉的那几下。
还有他的脸从正常变成煞白,还看见他倒下去之前眼睛里的惊恐。
秋天过后,我就跟建军分了手。
不是他的问题,是我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
每次想起那天的事,我就浑身发冷。
后来我去了外地打工,有时候半夜做梦,还会梦见那个堂屋。
梦见建军躺在地上抽,梦见建民在门口赶蚊子,梦见那四个堂兄弟跑出院门,头也不回。
他们跑什么呢?
是不是看见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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