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像”。它就是。
我猛地弯下腰，手伸进水里，抓住了那条缠在我腿上的东西。入手的感觉冰凉、粗糙、湿滑，我攥紧了，往外拽。水底下传来一股巨大的阻力，像有什么东西在水深处拽着绳子的另一端。我和它僵持了几秒钟，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咔咔作响。然后那股阻力突然消失了，我一个趔趄，差点栽进水里，手里攥着的那截绳子被我整个拽了出来。
是一段麻绳。大概两尺长，三指宽，表面被水泡得发黑，但能看出原本的颜色是土黄色的。绳子上有几处深褐色的印迹，像是干涸了很久的血。我认得这种绳子。我奶奶生前用这种绳子捆过很多东西——捆柴火，捆纸壳子，捆废铁。这种麻绳是她从村里的小卖部一卷一卷买回来的，粗糙，扎手，但是结实。
绳子的另一端没有被什么东西拽着。它是断的。断口处毛糙糙的，像是被硬生生挣断的。
堂屋里的灰光忽然暗了几分，然后又亮了起来，像有人在调一个巨大的旋钮。光线的变化中，我注意到八仙桌底下有一样东西。我蹲下来看——是那双鞋。我奶奶的鞋。黑色的灯芯绒布鞋，鞋面上绣着几朵暗红色的小花，鞋底是手工纳的千层底，边缘已经被磨得起了毛。两只鞋并排放在八仙桌正下方，鞋尖朝着我，像是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身体消失了，只剩下两只脚还站在原地。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夹杂着恐惧和某种更古老的敬畏的情绪。我把那截麻绳攥在手里，站直了身体，在堂屋里环顾了一圈。
墙上的相框还在。但相框里的照片变了。
不是奶奶站在河边的那张。那张照片还在，但它被挤到了相框的左上角，缩成了小小的一格。相框里多出了很多新照片——不，不是新照片，是旧照片，是那些我不记得曾经存在过的、或者说不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过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大大小小的，把整个相框塞得满满当当。
最中间的那张照片最大，是一张黑白合照。照片上有两个人。左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藏青色的褂子，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微微抬着——是我奶奶。右边站着一个男人，很瘦，尖下巴，嘴角往下撇着，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工装外套。
那个瘦子。从架子上摔下来、讹了我家大半年的邻居。
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肩膀几乎挨着肩膀。他们身后的背景是大片的芦苇，灰白色的芦花在风中倾斜着，朝着同一个方向倒伏。照片的构图很奇怪，不像是普通的合影——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奶奶的眼睛看着镜头，但那个瘦子的眼睛没有看镜头，而是微微偏向左边，看着奶奶的方向。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像是用钢笔写的，墨水已经洇开了，但还能辨认出来：“1962年，村东河边。”
又是1962年。又是村东河边。
我把相框从墙上取下来，手指发抖，玻璃框在我手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我把相框翻过来，撬开背板，把那堆照片一股脑倒了出来。照片散落在八仙桌上，铺了满满一桌。我一张一张地翻。
有奶奶一个人的。有奶奶和那个瘦子两个人的。有奶奶、那个瘦子，还有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的。有一张照片上，奶奶和那个瘦子中间站着一个小孩，四五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条深色的裙子。小孩的脸被墨水涂黑了——不是褪色，是被人用墨水故意涂掉的，黑色的墨迹覆盖了整张脸，只有耳朵和下巴露在外面。
有一个人始终出现在这些照片里。不是奶奶，不是那个瘦子。是另外一个人，一个站在每一张照片的最边缘、只露出一部分身体的人。有时候是一只手的轮廓，有时候是一片衣角，有时候是半个肩膀。像是有人站在镜头外面，只差一点点就要被框进去了，但每一次都刚好差了那一点点。
我把所有照片翻完了，抬起头，发现堂屋里的光线又变了。灰光褪去，换成了一种更自然的、偏暖的光线，像是傍晚的余晖从门口照进来。八仙桌上的搪瓷盆、化肥袋子、断了腿的凳子都还在，但那些照片不见了。我的手是空的，桌子上也是空的。好像刚才那一幕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那截麻绳还在。我低头看，麻绳还攥在我左手里，湿漉漉的，冰凉凉的，真实得不能再真实。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很多人。杂沓的，凌乱的，有轻有重，有快有慢，像一大群人从巷子那头走过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停在了门口。
我抬起头。
门外站着一排人。全是老人。全是老太太。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深色衣服，有的拄着拐棍，有的互相搀扶着，有的一个人站着，背驼得很厉害。她们的脸在傍晚的光线里看不太清，但她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