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始终无法撼动文臣集团的联合抵制，最终只能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抗争，长达二三十年不上朝。

    这场“国本之争”不仅耗尽了万历皇帝的治国心力，更让朝堂陷入无休止的党争内耗：文臣集团借“争国本”拉帮结派，形成东林党、齐党、楚党等诸多派系，相互攻讦、彼此倾轧，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与民生疾苦。

    政务荒废、吏治**、边患丛生、民生凋敝，大明王朝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内耗中彻底崩坏，一步步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其实真要说起来，大明的崩坏从土木堡之变就已埋下祸根、拉开序幕。

    这场惨败不仅让明朝精锐京营毁于一旦、武将勋贵集团彻底覆灭，更打破了洪武、永乐以来的文武制衡格局，文臣缙绅趁机独霸朝堂，文武失衡的裂痕自此难以弥合，直接加剧了王朝衰败的进程。

    后续历代皇帝大多昏聩无能，更是一步步推动大明走向灭亡：正统之后，景泰帝虽有守城之功，却深陷皇位争夺的内耗；天顺帝复辟后宠信宦官、纵容贪腐，朝政愈发混乱；弘治帝虽被称“中兴之主”，却过于仁柔寡断，对文臣集团的膨胀束手无策，未能重塑权力平衡，所谓“弘治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正德帝荒嬉无度，沉迷玩乐、不理政务，大权旁落于宦官与权臣之手；嘉靖帝一心修道炼丹，二十余年不上朝，放任朝臣党争、吏治**，国库空虚、边患四起；隆庆帝资质平庸，在位短暂且缺乏作为，未能扭转颓势；万历帝长期怠政、党争加剧，朝堂彻底分裂；天启帝宠信魏忠贤等阉党，残害忠良、朝政黑暗；崇祯帝虽有心救国，却刚愎自用、猜忌多疑，频繁更换大臣、滥杀将领，最终无力回天。

    纵观土木堡之后的明朝皇帝，真正能称得上英明的寥寥无几，唯有成化帝在位期间，尚能整顿吏治、平反冤案，加强边防、稳定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衰败势头，算得上是其中相对贤明的一位。

    这就是文武失衡的结果。

    朱标闻言，深以为然地点头：“高炽这个‘文武并重、相互制衡’的思路甚好，既矫正了洪武朝的偏向，又避免了前宋的覆辙，是稳妥之策。朕决定，将‘文武并重’纳入承天新政的核心纲领，明确文臣与武将的职责与地位，重塑朝堂平衡。”

    朱雄英也补充道：“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对文臣的约束，制定明确的律法，严禁文臣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同时也要保障武将的合法权益，避免文臣随意弹劾、打压武将，让文武官员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三人围绕“文武并重”的具体实施细节展开深入商议——明确文武官员的品级对应、议事规则，完善军队监察与文臣考核制度，制定禁止结党营私的律法条款，确保权力平衡落到实处。

    烛火映照下，三人的思路愈发清晰，承天新政的框架也愈发完善：宽刑不宽贪，守住反腐底线；减赋守原则，惠及民生又防士绅渗透；文武并重，重塑朝堂平衡。

    这三项核心举措，既革除了洪武朝的积弊，又吸收了历史教训，更兼顾了皇权稳固与天下安宁。

    待商议完毕，东方已然泛起鱼肚白。

    朱标看着完善后的新政章程，脸上露出了胸有成竹的笑容：“有了这三项核心举措，承天新政的根基便稳固了。明日大朝仪，朕便可将这些政策公之于众，开启大明的新篇章。”

    朱高炽与朱雄英也一同起身，目光坚定地说道：“愿陛下推行新政，国泰民安，盛世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