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撕了拱门草图，”保罗的声音像生锈的锯子，“碎片被我塞进越南劳工的烟枪里焚烧。青烟升起来时，我闻到了自由的味道——不是三色旗的味道，是烧糊的人皮味，是腐烂的谎言味。”
保罗发疯的那个雨季，红河涨了十七次水。
他目睹工程师把十二名迟到的劳工浇筑进桥墩混凝土。混凝土凝固时，监工头拍着新桥墩大笑：“这桥，比用白人劳工结实十倍！”保罗抄起测量仪器砸过去，却被阿尔及利亚卫兵从背后抱住。卫兵的力气很大，像头被驯化的野兽——保罗突然明白，殖民机器里的每个齿轮，都被涂上了“文明”的润滑油。
那夜，他在日记本上画满支离破碎的几何图形。每块碎片都滴着赭石色颜料，那是他用尸油调的“血色水彩”。颜料渗进纸里，像极了劳工的血渗进红河的泥沙。
逃亡途中，保罗被毒虫和瘴气啃噬得只剩半口气。是阿苗救了他——那个赶集的苗家女子，用蚂蟥吸出他伤口的毒血，又在他胸口纹了吞口蜘蛛纹样。蜘蛛的眼睛是两粒红珊瑚，像极了他在素描本里画过的劳工眼睛：充血的，愤怒的，却始终没熄灭的光。
左拉放下笔时，窗外的月光正漫过伏尔泰咖啡馆的路灯。他摸出保罗带来的照片——那些被殖民当局列为“绝密”的影像：竹笼里的尸体、桥墩里的骸骨、被烙烫的锁骨、颠倒的《马赛曲》。照片边缘有保罗的血渍，已经发黑，像朵枯萎的紫藤花。
“先生，”侍者端来第二杯咖啡，“要寄出去吗？”
左拉笑了。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封口处按了个鲜红的指印——那是他刚从保罗的速写本里拓下的，一个扭曲的劳工手掌印。“不，”他说，“这不是信，是炸弹。我要把它扔进巴黎的沙龙，扔进议院的讲台，扔进所有说‘文明’的人耳朵里。”
信封上的地址是《震旦报》编辑部。信纸上，最后一行字被保罗的血晕染开，像团永不熄灭的火：
“我控诉！以人类的名义，以艺术的名义，以每一个未被铁链锁住、未被谎言蒙蔽的灵魂的名义——控诉这披着文明外衣的地狱，控诉这用‘荣光’粉饰的暴行！保罗?杜兰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红河的水，是劳工的血，是法兰西良知的哭声！”
窗外的煤气灯突然熄灭了一盏。黑暗中，左拉仿佛看见保罗?杜兰的眼睛——那双眼曾盛着卢浮宫的月光，此刻却盛着红河的泥浆。但泥浆里有什么在闪光？是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是被焚毁的拱门碎片，是阿苗纹在他胸口的蜘蛛图腾。
那是未被摧毁的，人性的光。
“公民们！这就是保罗?杜兰的故事！这就是被殖民当局斥为“疯子呓语”背后，血淋淋、赤裸裸的真相！这绝非孤例！这是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殖民体系的缩影！是披着“文明使命”外衣的、系统性的、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暴行！
我控诉！ 我控诉殖民当局的谎言与欺骗！
我控诉！ 我控诉那些冷酷无情、视人命如草芥的工程师和监工！
我控诉！ 我控诉纵容甚至鼓励这一切发生的殖民地总督府和巴黎的殖民部！
我控诉！ 我控诉整个建立在压榨、酷刑、谋杀基础上的殖民制度！
我控诉！ 我控诉那些用劳工血肉和白骨铺就的“滇越铁路”！
我控诉！ 我控诉所有对这一切保持沉默、甚至为之辩护的人！
保罗?杜兰已被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国际合作者秘密保护起来。 他手中，还掌握着大量从那个地狱现场带回的、无可辩驳的照片证据！这些证据，连同他的证词，将在适当的时候，呈现在世界法庭和历史的审判台前！
法兰西的良知何在？人类的良知何在？我们还能继续装作看不见这流淌着鲜血的铁路吗？！
真相必将大白！正义终将降临！
埃米尔?左拉
1900年12月5日”
巴黎街头，没有能够抢到今天的《震旦报》的市民在听人读左拉的檄文。
左拉的《我控诉！》如同在巴黎上空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如果说之前的报纸报道和杜兰的画作引发了震动和争论，那么左拉以其无与伦比的公信力、犀利的文笔和保罗?杜兰这个“自己人”的亲身证词，将所有的碎片证据、所有的艺术隐喻、所有的血泪控诉，凝聚成了一把直刺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无可辩驳的审判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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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细列举的、令人作呕且无法想象的暴行细节（“猪笼”运尸、盐鞭逼食人肉、尸体填桥基、活体测量、掺玻璃的霉米、活体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