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杀的?”他问,声音带着执行任务时的冷硬。
“再晚点来,你就死了。”这话出口时,子弹在肺叶里搅动的疼痛变得无比清晰。真好,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颗子弹嵌入我身体的真实时机——究竟是在扑向杨学成争夺那管“荒芜”之时,还是更早,早在我下意识侧身,将他完全挡在射击死角的那一刻?
直升机的螺旋桨轰鸣着,撕裂潮湿的空气。他按压着我不断渗血的伤口,手法异常稳定,按压的力道和位置都精准无误。真是个好学生,把我曾经在实验室闲聊时教过的那些急救技巧,都用在了我身上。如果他知道,这身殷红的血水里,有至少三成的缘由,是因为我提前停用了本该持续服用的解毒剂,他会不会把那双酷似他父亲的眼睛瞪得更大,把牙咬得更紧些?
弥留之际,意识像退潮般一点点消散,世界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唯有他一声声的“吴先生”异常清晰,带着焦急,穿透迷雾传入耳中。
多生疏的称呼啊……明明我曾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是可以在襁褓里逗弄他的长辈。他本应在咿呀学语时,就用软糯的声音喊我“吴叔叔”,或者,以慕云的性格,大概会笑着让他认我做干爹……
签署那份最终遗嘱时,我异常从容。瑞士银行冰冷的保险柜里,锁着慕云全部的研究手稿和年轻时写给我的信;苏黎世湖畔那栋别墅,藏着我们年少时所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与豪言壮语;东南亚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商业版图,像一座用黄金与权谋铸就的华丽牢笼,既是我的勋章,也是我的枷锁——现在,这一切都是他的了。
也好。让他亲手去处置这些光鲜与阴影并存的遗产,让他去决定哪些该留存,哪些该毁灭,就像让慕云的儿子,替我完成这最后一程的清理与救赎。毕竟,我这双在泥泞与黑暗里浸染了太久的手,早已配不上他父亲当年如此珍视、视若生命的那些干净种子。
意识彻底沉入黑暗前,我仿佛听见1992年海德堡的夜雨又在耳边响起,淅淅沥沥。慕云举着一把黑色的旧伞,跑过被雨水冲刷得光滑的石板路,白大褂的下摆溅满了深色的泥点。
“鸿光!”他隔着雨幕朝我喊,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手里高高举着一个透明的培养皿,“你看!突变体存活了!”
我凑过去,在实验室透出的微弱灯光下,看见培养基里,新生的菌落闪烁着微光,如同静谧夜空中初生的星河,美丽而充满希望。
如今,我的骨灰将撒在这片异国他乡的肥沃田野里,与泥土、雨水和未知的种子融为一体。或许来年雨季,当充沛的雨水再次降临这片土地时,会有一株无人播种的野生麦苗破土而出,在风中舒展着稚嫩的叶片。它的叶脉上,或许会带着一种无人能识、也无需人识的特殊荧光标记。
那是我留给这个既辜负我又成就我的世界,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完美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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