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去吧，”刘振声对着暗格低声说，“你的事，我们替你做完。”
等他回到前院，巡捕已经被愤怒的民众赶跑了，巷子里散落着破掉的警帽和折断的马鞭。王婆正用围裙擦着眼泪，看见他就说：“振声，陈真的仇，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去找日本人算账！”
“把虹口道场砸了！”
刘振声忽然抬手止住众人的喧哗。他看着满地狼藉，想起陈真临走前说的话——“杀了我一个，还有你们”。他深吸一口气，声音虽然沙哑却异常坚定：“报仇要报，但不是现在。”
他指着精武门的匾额：“师父创精武门，不是为了让我们打打杀杀，是为了让中国人强身健体，不再被人欺负。陈真师弟用命告诉我们，怕没用，躲没用，唯有站着死，才算中国人。”
人群安静下来，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红了眼眶。
“今天起，”刘振声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个人，“愿意留下的，跟我重修精武门；愿意走的，我不拦着。但我刘振声在这发誓，师父的冤屈，陈真的血，迟早有一天，要让那些洋鬼子和东洋佬，加倍还回来！”
那天下午，精武门的弟子们开始清理废墟。断了腿的三师兄拄着拐杖搬瓦片，伤了手的小师弟用嘴叼着绳子捆木柴，连附近的街坊都来帮忙——卖米的张老板送来两袋糙米，铁匠铺的李师傅带着徒弟来修门，连租界里的几个学生，都偷偷运来几车石灰。
刘振声在灵堂前重新立了块牌位，上面没写“陈真之灵”，只刻着“中华好男儿”五个字。供桌上摆着陈真生前用的那根檀木短棍，棍身上的指痕被摩挲得发亮。
而此时的虹口道场，正弥漫着另一种恐慌。铃木宽躺在榻榻米上，断了的肋骨让他连呼吸都疼。那个穿西装的英国人站在窗边，看着外面聚集的中国人，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领事馆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陈真必须死，”翻译官战战兢兢地回答，“可现在……”
“废物！”英国人猛地转身，银质怀表在手里摔得作响，“连个死人都摆不平，还想在上海做生意？”
铃木宽咳出一口血沫：“那陈真……太能打了。他好像不怕疼，打他十拳，他只要一拳，就能把人打趴下。”
“我不管他能打多少拳，”英国人的声音冷得像冰，“明天一早，我要看到精武门被查封，所有跟陈真有关系的人，都得死！”
但他没能等到明天。深夜，一个黑影撬开道场的后门，手里提着桶煤油。火光冲天时，铃木宽正做着噩梦，梦见陈真带着满身血污站在他床前，那双眼亮得像淬了火的刀。等他被浓烟呛醒，整个道场已经烧得只剩框架，那些挂在墙上的武士刀，在火里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放火的是黄包车夫阿福。他把车停在街角，看着火光映红半边天，忽然对着精武门的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陈真兄弟，我替你烧了他们的窝！”
这场火，像根引线，点燃了整个上海的怒火。第二天一早，各国租界的报纸都登了消息，有的说“暴民纵火”，有的骂“支那人野蛮”，但更多的中国人，却在茶馆酒肆里悄悄传递着消息——“陈真的弟兄们动手了”。
刘振声看着报纸上的照片，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从陈真扯碎“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木牌那天起，有些东西就已经不一样了。
半个月后，精武门重新挂上了匾额。新做的门板上还留着斧头劈过的痕迹，刘振声却没让漆匠填上，他说：“要让后人看看，咱们是从血里爬起来的。”
开张那天，来了很多人。有拄着拐杖的老兵，有背着书包的学生，甚至还有几个穿着旗袍的女先生，说要学几招防身术。刘振声站在门口迎客，看见人群里有个熟悉的身影——是那天公园里被陈真救下的老汉，手里捧着个布包。
“刘师傅，”老汉打开布包，里面是块新做的木牌，上面刻着“精武精神”四个大字，“这是我连夜刻的，给精武门添个念想。”
刘振声接过木牌，指尖触到那些凹凸的刻痕，忽然想起陈真说过的话：“从今天起，这牌子我说了不算，但你们的拳头说了才算。”
他把木牌挂在门楣上，阳光照在上面，每个字都亮得晃眼。
日子一天天过去，精武门的弟子越来越多。刘振声教他们扎马步，教他们出拳，更教他们认字——他说，光有拳脚不行，还得有脑子，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打。
有学生来请教陈真的功夫，刘振声就把自己记得的招式画下来，一笔一划都带着郑重。“五师叔的拳，快、准、狠，”他指着图纸上的弧线，“但他最厉害的，不是拳头，是这股子气——宁折不弯的骨气。”
师父的冤案也渐渐有了眉目。那个送药的“医生”在码头被人堵住，打了一顿后全招了，说鸦片的事牵扯到好几个洋行大班，霍元甲的死，是他们怕事情败露下的毒手。学生们把供词印成传单，贴满了租界的电线杆，连巡捕房的墙上都没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