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官的赏罚校准：萧虎借两事的处置，明确百官的赏罚标准 —— 对 “依规办事、协同有功” 者赏：如枢密院协同专员因衔接粮草及时，获 “中枢协作奖”，赏银百两；对 “权责推诿、违规渎职” 者罚：如某中书省官员因拖延禁军军饷发放，被降职一级，调地方任职。赏罚分明，百官皆有敬畏，某枢密院判官道：“此前不知边界，难免出错，如今有规有罚，便知该如何行事。”
毒杀事件虽已审结，但其余党仍有潜藏，且宗室中仍有 “私权思想” 的残余。萧虎借此时机，彻底肃清余党，同时以 “案例宣讲” 警示宗室与百官，为权柄平衡扫清最后的障碍，过程中 “不株连、重警示”，避免引发恐慌，符合元代 “治狱以宽，惩恶以严” 的刑律原则。
刘七率白虎堂暗卫耗时半月，遍历中都周边与草原边境，抓获最后三名参与毒杀密谋的余党 —— 一名是宗室私藏的谋士（曾为毒杀事件起草密信），一名是地方卫所的队正（曾协助私将调动士兵），一名是草原部落的细作（曾传递密谋消息）。萧虎按《大元通制?刑律》处置：谋士流放西域，队正贬为普通士兵，细作遣返部落并告知其首领 “不得再与宗室私通”。处置时，萧虎特意强调 “仅惩主谋，不牵连其家人”，如谋士的儿子仍在中枢学堂读书，未受影响，耶律楚材道：“如此处置，既除隐患，又显仁厚，宗室与百官更易信服。”
余党多来自地方卫所，萧虎遂命枢密院对全国卫所进行 “整饬”—— 更换有私党嫌疑的卫所将领（共换五人，均调至中枢任职，远离地方）；重新登记卫所士兵，剔除 “宗室私兵”（共清退八十人，编入中枢禁军）；完善卫所的 “兵符管理制度”，兵符由卫所正副将领共同保管，需两人同时在场方可取出。某地方卫所原将领是宗室私党，被调至中枢后，新将领按新规管理，卫所士兵训练达标率一月内提升一成，该将领奏报：“无宗室干预，卫所方能按中枢章程办事。”
萧虎召集宗室代表，在枢密院召开 “规权宣讲会”，将毒杀事件的 “密信、私兵名单、处置结果” 公开展示，让宗室亲眼见 “私权之害”。他对宗室道：“毒杀之事，非因某一人之恶，而因私权无界 —— 若宗室皆私蓄兵、私结党，中枢何以统辖？国家何以安稳？” 会上，还让忽必烈分享 “授符后依规治军的成效”，称 “有限授权虽不如私权自由，却能成事，且无风险”。窝阔台系亲王听后道：“此前确有私权之念，如今见此案例，方知‘规内有权，方为长久’。”
萧虎也向百官宣讲毒杀事件，重点讲 “权责模糊的危害”—— 如某官员因 “不知是否该举报宗室私党”，延误了清查时机，被轻微惩戒。他强调：“百官需知‘守界即守职’，发现越权行为，需及时上报；履行本职时，不可推诿，亦不可越界。” 会后，枢密院将领纷纷提交 “履职承诺书”，称 “必按章程调兵，不私结宗室”；中书省官员也承诺 “及时拨粮，不延误军务”，李御史道：“警示到位，百官方能知敬畏、守规矩。”
忽必烈的半符授命，从 “个案” 变为 “全国宗室领兵的范本”，萧虎在推广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中都、漠北、西域）的防务需求，微调细节却保留 “半符限权、监督随行、报告合规” 的核心，让制度 “可复制、可落地”，同时借推广之机，进一步巩固中枢对各地宗室的管控，符合元代 “制度统一，因地制宜” 的治理逻辑。
中都是中枢所在地，禁军地位特殊，萧虎在推广时，对忽必烈的授符制度再细化 —— 半符需 “双验”（除与中央半符合验外，还需与御史台的 “监督符” 核验）；季度治军报告需附 “中都城门守卫记录、驿路商旅反馈”，确保禁军 “既护防务，又便民生”；虎卫监督人员每半月需向三府同时提交 “监督报告”，避免单一府专权。忽必烈按新规提交首次细化报告时，附了 “南城城门守卫的人流统计、北驿路商旅的感谢信”，萧虎在批复中写道：“中都禁军需‘防务与民生兼顾’，此报告符合要求，可作其他地区范本。”
漠北多草原，防务以 “防部落越界、护商旅驿路” 为主，萧虎对授符制度调整 —— 半符允许宗室 “调动三百人以内的禁军应对小规模部落异动”，但需在一日内补报中枢；季度报告需附 “草原部落动向记录、驿路巡逻的骑兵损耗统计”；虎卫监督人员需懂草原语言，便于与部落沟通。窝阔台系亲王按调整后的制度领半符，首次应对部落异动时，调动二百人击退越界者，当日便补报中枢，萧虎批复 “处置合规，可续观后效”，同时命中书省为其补充骑兵所需的马料，该亲王道：“制度虽有调整，却更合漠北实务，中枢考虑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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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多沙漠，禁军需 “防西域部落袭扰、护盐铁驿路”，萧虎遂调整授符制度 —— 半符允许宗室 “与西域地方官府协同防务”，但需中枢派 “协同专员” 在场；季度报告需附 “盐铁驿路的通行记录、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