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1日，时近正午，河北省保定地区涿县（今涿州市）派出所里，李所长正埋首于一堆治安案卷。
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他抓起听筒，那头传来了保定地区第四医院保卫科李科长熟悉而严肃的声音：
“李所长，我们这儿抓到一个形迹非常可疑的人！大白天，竟然闯进了我们医院医务人员的家里。
房主正好回来，撞个正着。问他干什么，他说是找水喝。
可门是锁着的，家里根本没人，他这水喝得也太蹊跷了！最近我们家属院大白天接连发生三起盗窃案，我们怀疑跟他有关，已经把人扣下了。您快过来看看吧！”
案情就是命令。李所长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上民警许新国和姚玉萍，三人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匆匆赶往位于城郊的第四医院。
在医院保卫科，李科长向李所长详细介绍了情况：“最近一个多星期，我们家属院大白天连续有三户人家被撬门入室。
一家丢了一条金项链，一家丢了一枚金戒指，还有一家被翻得乱七八糟，幸好没丢什么太值钱的东西。
都是趁双职工上班，家里没人的时候干的。今天这位，被堵在屋里，还嘴硬说找水喝，我看八成就是他！”
李所长点了点头，目光投向被工作人员看管着的那个年轻人。
此人约莫一米六的个头，身材偏瘦，穿着一件半旧的的确良衬衫和一条蓝布裤子，虽然普通，但洗得干干净净，整个人看起来清秀利落，并不像常见的猥琐之徒。
进行初步搜身时，年轻人甚至带着一丝不满抗议道：“你们凭什么搜查我？”搜身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撬压工具或凶器。
二、 初露疑点
将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后，李所长安排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搜查。
这一次，有了关键发现：在他内衣一个贴身口袋里，摸出了一枚黄澄澄的金戒指；紧接着，又从他裤兜里搜出了一串钥匙，其中一把，分明是常见的“永”字牌自行车弹子锁钥匙。
审讯随即开始。
“姓名？”
“崔家俊。”
“哪里人？”
“黑龙江的。”
“具体地址？”
“克山县，克山农场。”
“是劳改农场吗？”李所长特意问了一句。
“不是，是农垦兵团的农场。”对方回答得很流利。
“多大年纪？什么职业？”
“二十四岁，农场工人。”
“原籍就是克山吗？”
“对，原籍就是克山县。”
问答之间，李所长仔细观察着这个自称崔家俊的年轻人。
他发现自己很难看透对方——此人神态自若，对答如流，眼神里没有丝毫慌乱，甚至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自信。
然而，一个巨大的疑点浮现出来：他一口咬定自己是黑龙江人，可嘴里吐出的却是字正腔圆、地地道道的北京口音，没有丝毫东北味儿。
“你的自行车在哪？”李所长话锋一转，拿起那把自行车钥匙。
“我没自行车。”崔家俊回答。
“没自行车，你随身带车钥匙干什么？”
“捡的。”
“在哪儿捡的？”
“路上。”
“这枚金戒指呢？”李所长又拿起那枚戒指。
“在商店门口捡的。”
李所长闻言，不禁冷笑一声：“呵，你运气可真好，出门净捡好东西了。”
综合所有情况，李所长心中疑窦丛生：此人身份可疑，口音与原籍不符，随身携带来历不明的贵重物品且解释牵强，更透露出对公安盘问的熟悉感。
他判断，此人绝非善类，绝不能轻易放走。依据当时针对身份不明、流窜作案嫌疑人员的相关规定，他果断填表报请局领导批准，对其实行收容审查。
听到“收容审查”的决定，崔家俊立刻激动起来：“为什么收容我？我犯了什么罪？”
李所长平静而坚决地回答：“你有罪没罪，审查清楚了再说。”
在将崔家俊送往收容所之前，李所长特意又给医院李科长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三家失窃的具体物品，并告知对方嫌疑人身上发现一枚金戒指，请其立即带失主前来辨认。
然而，失主辨认后表示，这枚戒指并非其家丢失之物。
这个结果让李所长更加确信，此人身上还有更深的问题。
在将崔家俊押送收容所时，他特意嘱咐收容所所长：“这个人不简单，安排个可靠的监室，加强监视，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更不能让他跑了！”
所长问：“李所，你觉得有多大问题？”
李所长沉吟片刻，目光锐利：“无事则已，有事就是大事！”
三、 深入核查
第二天刚上班，李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