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银行押运员并无配枪，仅配备头盔、迷彩服、防弹背心和电棍。
潘海兵曾去旧物市场寻找相关物品，却一无所获。
情急之下，他发挥了“动手能力”：找来几件旧衣服，剪掉袖子和领子，往里面塞进棉花和硬纸板，自制了四件简易防弹背心；
头盔则是从建筑工地废品堆里捡来的，经过清洗喷漆后，看起来与押运头盔颇为相似。
最关键的电棍，潘海兵直接利用职务之便，从银行库房偷出了两根备用装备，这也为日后警方破案埋下了重要线索。
通讯工具的准备，潘海兵自认为考虑得十分周全。
他深知警方破案会从通讯记录入手，于是除了自己常用的手机号，又额外购置了四张手机卡。
第一张卡用于日常联系，保持正常生活状态；第二张卡设置呼叫转移，将常用手机号的来电转接到这张卡上，作案时只需关闭第二张卡，既不会引起他人怀疑，又能制造通讯盲区；
第三张卡专门用于与三名同伙联络，采用不记名的神州行卡，避免留下身份信息；第四张卡则作为应急备用，万一出现突发状况可及时联系。
但他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些看似周密的安排，最终成了暴露行踪的关键。
作案时机的选择，潘海兵更是费尽心机。他特意选择了2001年5月8日、9日自己的公休日，此时他无需上班，不会引起同事怀疑。
为了增加成功率，他还专门致电温州市气象台，确认5月9日会下雨。
“下雨天大家都想早点回家，交接钱款时肯定不会仔细核对，正是下手的好时机。”他这样跟同伙解释。
经过反复测算，潘海兵将作案时间定在下午6点04分——比正规运钞车到达时间早11分钟。
这个时间差既不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过度警觉，又能在真运钞车到来前完成交接撤离。
逃跑路线也早已规划完毕：作案后，假运钞车直接开往龟湖路金丝桥附近。
这里距离银行仅200米，且地处温州市特巡警支队附近的居民区，柳树成荫、环境复杂，便于隐藏。
他事先在那里停放了一辆挂假牌照的出租车，得手后可迅速转移赃款，分头逃窜。
临行前，潘海兵还与同伙约定：“回去后我每天给你们打一次电话报平安，要是没打，就是出事了，各自好自为之。”
2001年5月9日，老天爷果然如约降下小雨。
下午5点30分，潘海兵驾驶着改装后的假运钞车，载着三名全副武装的同伙，从隐蔽仓库出发。
车内气氛紧张，潘志龙和潘斌武紧握着自制的防弹背心，手心全是汗水；
汪明国反复检查着电棍，眼神中充满了不安；潘海兵则强作镇定，一边开车一边叮嘱：“到了之后听我指挥，别说话，别慌张，按计划来肯定没问题。”
6点04分，假运钞车准时停在中国银行温州分行体育中心分理处后门。
潘海兵按了两下喇叭，发出信号。潘志龙和潘斌武迅速下车，分列在车旁，摆出押运员的标准姿态；
汪明国则留在车内，打开侧门准备接款。
正如潘海兵所料，银行工作人员早已归心似箭，出纳古店店在卫生间换工作服，陈小雨忙着对账，会计见两人都没出去，便让保安老李独自负责交接。
老李提着钱箱走出后门，虽然觉得眼前的押运人员面生，但看着他们标准的着装和严肃的神情，便以为是换了新人，并未多想。
当他准备打开车后门放钱箱时，潘志龙上前一步，语气平静地说：“后门坏了，从侧门放吧。”
老李没有怀疑，顺从地打开侧门，将三只沉甸甸的钱箱逐一递了进去。
汪明国接过钱箱时，手指不经意间触碰到箱体，感受到里面现金的厚度，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但他强忍着没有失态。
会计在屋内隔着窗户核对了一下数量，便让老李在交接本上签字确认。
潘志龙模仿着正规押运员的样子，龙飞凤舞地签下“陈剑波”的名字，整个交接过程仅用了5分钟。
6点09分，随着侧门“咔嚓”一声关上，潘海兵立刻发动汽车，猛踩油门，绿色的得利卡面包车汇入雨中的车流，朝着金丝桥方向疾驰而去。
此时的银行内，没有人意识到，百万巨款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劫走。
当真正的运钞车在6点15分抵达时，老李的惊呼打破了分理处的平静。
“钱被人接走了！是一辆绿色的面包车，还有三个押运员！”会计和出纳们纷纷跑出屋，看着空无一人的停车区，瞬间慌了神。
陈小雨颤抖着翻开交接本，上面“陈剑波”的签名陌生又刺眼。
“不好，是骗子！”会计反应过来，立刻拨打了银行领导的电话，随后又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而此时的潘海兵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