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湖南衡南县三塘镇。
一个叫罗琼的女大学生，那天中午提着饭盒去医院给住院的母亲送饭。她沿着铁路边的小路走，那条路近，可以省十分钟。
段金泉刚从云南逃过来，正在铁路边转悠。他看见罗琼走过来——二十出头，披肩发，身材纤细——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仇恨？欲望？还是别的什么？他只知道，这个女人必须死。
他尾随了几十米，趁她不备，一棍子敲在后脑勺上。罗琼闷哼一声倒下去，饭盒摔在地上，汤洒了一地。
段金泉把她拖进附近一个废弃的粮仓里。
一个多月后，粮库工人闻到恶臭，发现了那具已经开始干枯的尸体。四肢被绳子绑着，生前被侵犯过。
警方通过失踪人口比对，确认了身份——罗琼，20岁，在校大学生，那天去给母亲送饭后再也没有回来。
段金泉后来交代这件事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说了一句：“她很像一个人。”
他没说像谁，但警察知道。
三
那一年的光
1975年，段金泉出生在云南大理巍山自治县大仓镇。
那个地方离大理古城不远，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家穷，不是一般的穷，是那种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冬天只能靠烤火取暖的穷。
他娘身体不好，生下他没几年就走了。段金泉对她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一个模糊的影子，躺在床上，咳嗽，摸他的头。后来那个影子也没了。
他爹很快又娶了一个。
继母进门那天，段金泉站在墙角，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把包袱往床上一扔，然后低头瞟了他一眼。那一眼让他往后缩了缩。
从此日子更难了。
以前只挨爹的打，现在爹和继母一起打。继母打得更狠，而且花样多——用笤帚疙瘩，用火钳，用鞋底子。
她打人的时候不出声，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就像在干一件家务活。
段金泉问她为什么打他，她说不为什么，看着烦。
后来继母生了个女儿，段金泉在家里彻底成了多余的人。
吃饭的时候，妹妹碗里有肉，他碗里只有汤。过年的时候，妹妹有新衣服，他穿的是爹的旧棉袄改的，棉絮都露在外面。
他学会了不说话。学会了看人眼色。学会了挨打的时候咬着牙不叫唤——叫了也没用，叫了打得更多。
十岁那年，他跟继母要零花钱。继母说没有，你这种人也配要钱？他听了没吭声，转身进了厨房，拿了菜刀出来。
邻居正好来串门，看见一个半大孩子提着刀站在院子里，吓得一把夺下来。继母当时脸都白了，事后把他爹叫回来，又是一顿毒打。
那是他第一次想杀人。
十四岁，他辍学了。不读了，反正也读不起。他开始在外面游荡，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那个镇，饿了就讨口吃的，困了就找个草垛睡觉。
1989年，他爹死了。
段金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一个镇上的桥洞里躺着。他愣了愣，然后翻个身，继续睡。从此和那个家再没有任何关系。
他开始偷东西。
一开始只是偷吃的，偷地里的苞谷、树上的果子。后来偷钱，偷那些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兜里的零钱。再后来什么都偷，能换钱的都偷。
1994年，他第一次被抓，劳动教养一年。
出来的时候，他十九岁，在大理一家饭店端盘子。
那家饭店生意还行，每天收拾桌子洗碗，一个月能挣几十块。他干活老实，老板也没太亏待他。
就在那家饭店，他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叫黄敏，大理本地人，也是服务员。个子不高，皮肤很白，头发长长的，说话轻声细语。
她对段金泉好，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好，是真心实意的好。给他带早饭，帮他洗衣服，他感冒的时候给他熬姜汤。
段金泉后来对警察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活着有意思。
他们处对象了。白天一起干活，晚上沿着街边慢慢走。她说想开个小卖部，不用太大，能糊口就行。他说好，攒点钱就开。
但是钱从哪儿来呢？
他一个月挣几十块，攒一年也开不起店。她家里也穷，帮不上忙。段金泉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抢。
1997年，他去丽江“干一票”。结果还没得手，就被巡逻的警察撞上了。
法院判了十二年。他坐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念判决书，脑子里想的全是她。她在哪儿？等他吗？
后来他才知道，他刚进去不久，她就走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有人说去了外地打工，有人说嫁人了。总之，没了。
十二年，减刑，提前出来。2003年，段金泉走出监狱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