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监区禁闭室的走廊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顺着寒风窜遍整个监区，原本规律的劳作声、管教的呵斥声，被凄厉的呼救声和钝器砸击肉体的闷响彻底撕碎。
四名浑身沾满鲜血的重刑犯，手里攥着磨尖的匕首、带血的铁锤、粗重的镐把、烧得发烫的烙铁，如同从地狱爬出的恶鬼，正围着赤手空拳的狱警疯狂劈砍殴打。
有人应声倒地，有人拼命奔逃，鲜血溅在斑驳的水泥墙面上，晕开一朵朵刺目的血花，地上散落着被扯掉的警帽、掉落的警徽，还有来不及挣扎就没了气息的躯体。
短短三个多小时，这四名走投无路的重刑犯，在劳改支队内展开了一场丧心病狂的屠戮，上至值班管教，下至无辜犯人，甚至是一同谋划越狱的同伙，都成了他们的刀下亡魂。
最终统计，这场建国以来最恶劣的劳改系统暴力越狱凶杀案，共造成13人死亡，其中4名值班狱警、7名无辜犯人、2名同伙。
用最血腥、最疯狂的方式，揭开了上世纪80年代劳改管理的沉痛漏洞，也让这起困兽之斗的惨案，永远钉在了刑侦史的耻辱柱上。
一、特殊时代的劳改背景：管理疏漏埋下的祸根
在细说这起惊天血案之前，必须先理清上世纪80年代我国劳改系统的特殊背景，这也是这起惨案发生的核心根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狱管理体制历经多次变革：建国之初，监狱划归人民法院管理，短短几年后，才正式移交公安系统接管。
彼时历经战乱，社会秩序逐步重建，各类刑事犯罪人员激增，为了避免犯人闲置浪费，也为了让犯人在劳动中接受改造、习得谋生技能，同时为社会创造物资价值，国家全面推行劳动改造制度。
一时间，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建起了大量劳改农场、劳改工厂、水利工程劳改项目，犯人参与耕种农产品、制作服装鞋帽、基建施工等各类劳作。
这支免费的劳动队伍，被正式命名为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层级分为总队、支队、大队、分队。
其中支队是核心执行单位，一个支队对应一座农场或工厂，对外挂国营单位的正规名头，对内则直接称某某劳改支队，规模较大的项目，会由总队统筹多个支队协同作业。
很多人分不清当年的监狱和劳改支队的区别：监狱承担五项改造职能，劳动改造只是其中一项；只有身体康健、具备劳动能力的犯人，才会被送往劳改支队。
年老、患病、残疾的犯人则留在监狱。而各地的执行标准更是混乱不堪，有的按刑期划分，五年以下刑期全部送劳改，有的按十年刑期分区域发配，没有统一标准，全由地方按需调整。
这种管理混乱、制度松散、警力不足的现状，直接导致了部分重刑犯在劳改支队内肆无忌惮、横行霸道，也为关树春团伙的疯狂行凶，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
本案的案发地保安沼劳改支队，地处蒙黑交界，地理位置偏远，监管力量本就薄弱。
再加上彼时劳改系统的普遍疏漏，让这里成了部分恶性犯人的“法外之地”，也让以关树春为首的恶势力团伙，得以在监区内肆意横行。
二、恶魔团伙成型：监区里的土皇帝，死心塌地的亡命徒
这起暴力越狱案的核心团伙，一共四人，全部是天津籍的重刑犯，为首的是关树春，核心同伙是李强，另有两名跟班王连群、王润鹏，四人皆是劣迹斑斑、不思改造的亡命之徒。
首犯关树春，1955年出生，满族人，案发时31岁。他早年游手好闲，犯下盗窃、逃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981年在天津监狱服刑，1982年7月被转至内蒙古保安沼劳改支队第三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此人是典型的监区滚刀肉，生性暴戾、嚣张跋扈，自打进入劳改支队，就从没打算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一心只想在监区内称王称霸、伺机逃跑。
在监区里，他打骂欺负其他犯人是家常便饭，动辄动手打人、言语威胁，其他犯人敢怒不敢言，要么忍气吞声任他欺负，要么只能投靠他做小弟，彻底放弃改造，跟着他一起在监区惹是生非。
管教并非不管，可关树春撒泼耍赖、胡搅蛮缠的本事无人能及，支队领导对他头疼不已，基层管教更是对他发怵，不愿过多招惹。
有一次，关树春寻衅滋事闹得太过出格，支队决定对他和李强一同关禁闭惩戒，两人非但不服，反而爬上禁闭室房顶，当众叫嚣谩骂，逼迫支队领导当众承诺取消禁闭。
否则就一直在房顶闹事，最终支队无奈妥协，此事更是让关树春彻底有恃无恐。
他常年以身体不适为由，威逼医生开具病假条，拒绝出工劳作；嫌弃大监舍人员嘈杂，强行要求住进小监舍；伙房犯人吃饭都是定量配给，唯独他可以随意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