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绿色吉普车停在营地外，车上下来五个人，都穿着林业局的制服。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约莫四十多岁，斯斯文文的，不像常年跑山的人。
“请问，曹大林同志在吗？”中年人声音洪亮。
曹大林迎上去：“我就是。您是？”
“我是地区林业局科研所的赵建国——跟您那位采蘑菇的朋友同名，”中年人笑着伸出手，“我们接到陈队长报告，说你们这儿可能有一只受伤的猞猁？”
曹大林一愣：“是有，但…已经死了。”
“死了？”赵建国皱起眉头，“什么时候？怎么处理的？”
曹大林简单说了前天发现受伤猞猁、昨天找到猞猁尸体并掩埋的经过。赵建国听完，急切地问：“埋哪儿了？带我们去看看！”
大家带着赵建国一行人来到猞猁的埋葬处。雪地上的新土还没完全冻实，一个小土堆，插了根树枝做记号。
赵建国指挥手下：“挖开，小心点，别伤到尸体。”
两个年轻人用带来的工具开始挖。曹大林心里有些不舒服——入土为安，挖出来总觉得不尊重。但他没说什么，因为看得出来，这些人很专业，可能有重要原因。
猞猁尸体挖出来了，已经僵硬，但还没开始腐烂。赵建国蹲下身仔细检查，特别关注左后腿的伤口。
“确实是兽夹伤的，”他判断，“但致命原因可能是感染，或者内脏损伤。”他抬头看曹大林，“你们给它用过药？”
“撒了点马粪包粉末。”莫日根回答。
“马粪包…”赵建国若有所思，“土办法，但有一定止血消炎作用。你们尽力了。”
检查完尸体，赵建国说出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这只猞猁，是我们科研所的追踪对象。”
“追踪？”曹大林不解。
赵建国解释道，他们科研所正在进行一项兴安岭野生动物研究，给几只猞猁戴了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活动范围、生存状况。这只猞猁代号“03”，去年秋天戴的项圈，已经追踪了一年多。
“项圈上有编号和我们的联系方式，”赵建国说，“如果发现受伤或死亡的猞猁，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曹大林他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赵建国这么着急赶来。但问题是，他们发现猞猁时，项圈不见了。
“项圈可能是在挣扎时脱落了，或者被它自己扯掉了，”赵建国分析，“猞猁很聪明，不舒服时会想办法弄掉项圈。”
他问猞猁最后活动的区域，曹大林指了方向。赵建国立刻组织人手搜索项圈。
“无线电项圈很贵重，一个要好几百块钱，”赵建国一边找一边说，“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数据很宝贵，能帮助我们了解猞猁的习性，制定保护措施。”
大家帮忙一起找。在猞猁最后倒下的地方附近，刘二愣子在一丛灌木下发现了项圈——黑色的皮带，中间有个金属盒子，盒子一侧有天线。
赵建国如获至宝，小心地捡起来，检查了一番：“还好，没坏。数据应该还在。”
他按下项圈上的一个按钮，金属盒子发出“滴滴”的响声，一个小红灯闪烁。
“还有电，”赵建国松了口气，“能读出最后的数据。”
回到营地，赵建国从车上拿来一个仪器，连接项圈，开始读取数据。仪器上有个小屏幕，显示出一串串数字和曲线。
“看这里，”赵建国指着屏幕，“这是猞猁过去三个月的活动轨迹。它主要在这片区域活动，范围大约二十平方公里。这是体温曲线…这是活动频率…”
数据显示，这只猞猁在受伤前很健康，活动规律。受伤后，体温升高，活动减少，最后几天几乎没移动。
“你们发现它时，它已经快不行了，”赵建国说，“即使没有感染，内伤也可能致命。”
曹大林看着那些数据，心里震撼。他第一次知道，现代科技可以这样研究野生动物。在长白山，他们打猎靠经验，保护靠规矩，但从没想过用科学方法。
“赵所长，”曹大林问，“你们研究这些，有什么用？”
“用处大了，”赵建国认真地说，“知道了猞猁的活动范围，就能划定保护区；知道了它们的生存状况，就能制定保护政策；知道了它们的习性，就能更好地和它们共存。”
他举例说，去年他们追踪的另一只猞猁，数据显示它经常在一条公路附近活动。他们就在那里设立了警示牌，提醒司机注意，减少了猞猁被车撞的风险。
“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光靠好心，还得靠科学。”赵建国总结。
这时，莫日根说话了：“我们鄂伦春人打猎，也有规矩：不打怀崽的，不打小的，不打白化的…这些规矩，跟科学一样吗？”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