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去村口看几遍，盼着县里的消息。合作社的其他人也一样，干活时都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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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七号，终于等来了消息——不是县里的正式文件，是郑队长带来的口信：县里原则上同意了！但要补充一些材料，特别是与鄂伦春合作社的合作细节。

    “还要细节？”曹大林有些着急，“我们已经有协议了啊。”

    “县里要看具体的合作内容：怎么共同保护，怎么利益分配，怎么监督执行…”郑队长说，“越细越好。”

    曹大林明白了。这是要确保合作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能落地。

    他立即给莫日根写信——不是发电报，是写信，因为要说的事多。信中详细说明了情况，请求鄂伦春合作社提供更详细的合作方案，包括：联合巡护的具体安排、资源共享的具体办法、利益分配的具体比例…

    信写好后，交给杨帆，让他去加格达奇发加急信。来回得三四天。

    等待的日子最难熬。但曹大林没闲着，他带人去完善保护区的设施：在边界处立了界桩，在关键位置设了观察点，还建了一个简易的生态监测站——其实就是个小木屋，里面放着记录本、温度计、望远镜等简单设备。

    “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眼睛，”曹大林对负责监测的社员说，“每天记录：看见什么动物，多少只，在干什么；天气怎么样，雪有多深，水有多清…这些数据，将来都有用。”

    监测站建好的那天，曹大林站在屋前，看着眼前的群山雪原，心里涌起一种使命感。

    这片山，养活了祖祖辈辈。现在，轮到他们来保护它了。

    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为了后代。

    山里人的责任，山里人的担当。

    十二月三十号，杨帆回来了，带回了莫日根的回信。信很长，老人用汉字夹杂着拼音，详细写了鄂伦春合作社的意见：

    第一，同意联合巡护，每年春秋两季各一次，每次十天，双方各出五人；

    第二，同意资源共享，鄂伦春的桦皮工艺品、兽皮制品可以通过长白山合作社销售，长白山的人参、鹿茸可以通过鄂伦春合作社销售；

    第三，利益分配：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按六四分成——生产方得六成，销售方得四成；

    第四，监督执行：每季度对账一次，每年开会总结一次。

    此外，莫日根还提了个建议：建立“山林保护基金”，从销售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五，用于保护区的设施建设、野生动物救助等。

    “这个建议好！”曹大林看了很激动，“莫日根爷爷想得周到。”

    他立即把鄂伦春合作社的意见补充到方案里，交给曲小梅整理成正式文件。

    十二月三十一号，1983年的最后一天。曹大林把合作社全体社员召集起来，开年终总结会。

    他先总结了这一年的工作：狩猎收入多少，采参收入多少，其他山货收入多少…虽然不多，但维持了合作社的基本运转。

    然后，他讲了兴安岭之行的收获，讲了建立生态保护区的意义，讲了未来的打算。

    “明年，”曹大林说，“咱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把生态保护区建起来；第二，把直销渠道打通；第三，把合作社升级——不光是生产合作社，还要是生态合作社、文化合作社。”

    “让咱们的产品，带着长白山的故事，卖到全中国；让咱们的保护经验，成为全国的榜样；让咱们山里人，过上有尊严、有希望的好日子！”

    掌声雷动。大家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希望的光。

    夜里，曹大林回到家。春桃做了几个菜，还烫了一壶酒。

    “今天过年，喝点，”春桃说，“庆祝你平安回来，也庆祝合作社有了新方向。”

    曹大林端起酒杯，敬妻子：“这几个月，辛苦你了。”

    “不辛苦，”春桃笑着，“你在外面闯，我在家里守，都是为这个家，为合作社。”

    山山已经睡了。夫妻俩对饮，说着家常话。说到兴安岭的经历，说到未来的打算，说到孩子的教育…

    “等保护区建起来，我想办个‘自然学校’，”曹大林说，“请孩子们来，教他们认识山里的动植物，教他们保护环境。让下一代，从小就懂得爱山护山。”

    “这个好，”春桃支持，“我帮你。”

    夜深了，酒喝完了。曹大林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1983年的最后时刻，长白山一片宁静。雪地上，月光如水。

    明天，就是1984年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山里的日子，还在继续。

    山里的希望，正在升起。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