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当时也并未细究，只是依照惯例，将庄博阳等一干人等都定性为“贪官污吏”，准备严惩。
为首的庄博阳更是要被判斩首示众，家产抄没。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行刑，得知消息的百姓便围满了州府衙门，替庄博阳鸣冤叫屈。
李自成闻报都愣住了，他征战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百姓替“贪官”求情。
意识到事有蹊跷，他立刻找来几位乡老市民，仔细询问其中关节。
这一问，李自成才明白了其中隐情。
原来庄博阳平日素有清名，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但李自成却更不解了，既然素有清名，为何什么官府上下都在加征税款？
直到他带着亲兵，亲自踏入庄博阳家中时，所有的疑惑得以解开。
这个姓庄的家里，是真穷啊！
庄博阳家住城西，是一个仅有三间瓦房的一进院宅子。
院内除了一棵老树外，别无长物。
进屋一看，更是家徒四壁，桌椅板凳俱是陈旧不堪。
庄博阳的寡母常年卧病在床，他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身上穿的也只是寻常的绸布衣裳。
单从衣着上看，外人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知州大人的亲眷。
按理说，庄博阳身为一州知州，本该住在州衙内院。
但崇庆州衙门早已年久失修，每逢雨雪便四处漏风渗水。
庄博阳无钱修缮公廨，又不愿劳民伤财，索性自己租了一个便宜的小院，带着家眷搬了出来。
而他之所以选择投降，原因也很简单。
这种既要维持官府运转，又要坚守底线的清贫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也撑不下去了。
以庄博阳任安县知县时为例，他名义上年俸是九十石，折合白银约七十两。
但实际发放时，因朝廷财政困难，到手能有一半就算不错了。
而他辖下的安县衙门，不算临时帮闲，仅各类固定的吏员、衙役、杂工就有一百五十余人。
其中仅有县丞、主簿、典史、六房司吏等约三十人属于朝廷经制吏员，勉强有微薄薪俸。
剩下的一百二十人，如三班衙役、门子、仵作、书算等，则要完全靠地方自筹经费来养活。
而一个县衙，下属机构也非常多，像什么递运所、河伯所批验所、铁治所、水马驿、急递铺、道、僧会司、阴阳学、医学等等。
手底下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庄博阳这个领头的，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奈之下，他最终也只能默许加征一些“火耗、纸笔费、车马费”等杂项，用以维持衙门最基本的运转、以及支付胥吏们的工食银。
而他自己，却没有中饱私囊。
得知这一切后，李自成也有些犯难了。
你说庄博阳贪污吧，他确实违反了加征禁令；
但说他是个贪官吧，庄博阳加征来的银子，全都填了公家的窟窿，自己反而却过得紧巴巴的。
李自成难以决断，只能将此事原委写成奏报，连同案卷一并送回成都，请江瀚亲自裁决。
仔细审阅卷宗后，江瀚对此事也做出了批示：
像庄博阳这类官员，本性不坏，能力亦有，虽然不属于清官，但称得上能臣。
其“贪墨加征”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缓解财政缺口，以保证地方运转，实乃情有可原。
既然并未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而且在民间声誉不错，便可网开一面，予以任用。
所以，江瀚就放了庄博阳一马，并将其擢升为正五品职方清吏司郎中。
除此之外，他还给庄博阳安排了一套宅院，就在薛家府邸旁边。
江瀚的本意，是想做出个千金买马骨的姿态，鼓励更多像这样的官员投诚。
但很可惜，偌大一个四川，也就只有十来个人而已。
正因为两人是邻居，知道庄博阳家境清贫、为官不易，薛志恒今天才破例跟他多讲了两句，以安其心。
就在他俩交谈的片刻功夫，周围一些尚未散去的官员，也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悄悄靠拢了过来。
一群人竖起耳朵，想从新任泉通司提举口中，探听更多关于纸票细节、未来规划的消息。
见此情形，薛志恒也知道不能再多说了，于是便对四周拱了拱手，朗声道：
“诸位同僚，还请放宽心。”
“王上金口玉言，既已承诺，便绝不会效仿明廷旧弊，行那搪塞敷衍之事。”
“明日便会发放薪俸，也是我泉通司开衙首日，欢迎各位持票前来兑换！”
听了这话，周围的官员们也纷纷拱手还礼，应和道：
“薛主事哪里的话，我等怎么可能质疑王上？”
“由您执掌泉通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