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就去军分区说明情况。”刘汉山披上军大衣，语气沉重，“老余虽然糊涂，但罪不至死。”
庞媛媛泪眼婆娑，连声道谢。她心里明白：只要刘汉山这个当事人愿意出面澄清，证明那晚余华嵘闯入她家只是一场误会，余华嵘将有机会重获自由，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他前途无量的军旅生涯。
深夜十一点，一行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往汴京军分区大院。吉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车灯划破浓重的夜色，像一把利刃刺入无尽的黑暗。邵大个坐在驾驶座上，不时从后视镜里瞥一眼刘汉山凝重的表情。车内无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一个小时后，军分区大门隐约可见。高耸的围墙像巨兽的脊背在夜色中蜿蜒，哨兵的身影在探照灯下拉得很长。车刚停稳，刘连山就推门而下，大步走向岗哨。他整理了一下军装，正准备说明来意，却见值班卫兵脸色异常。
“刘县长，您怎么来了？”站岗的卫兵原来是张德祥手下，认出了刘汉山，眼神闪烁，不敢直视。
“我有急事要找保卫处的同志。”刘连山急切地说，“关于昨晚送来的余副政委的事情，其中有误会……”
卫兵打断了他，声音低沉：“刘县长，余副政委他……他出事了。”
寒风似乎在这一刻凝固了。刘汉山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窜上头顶：“出什么事了？”
“前天后半夜，他……他在禁闭室里自尽了。”卫兵艰难地说出这句话，仿佛每个字都重若千钧。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所有人都愣在原地。庞媛媛踉跄一步，险些跌倒，邵大个及时扶住了她。
“这不可能！”刘汉山猛地抓住卫兵的衣领，“带我去看看！”
禁闭室位于军分区大院最偏僻的角落，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透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门口已经聚集了几名军官，个个面色凝重。见刘汉山来了，他们默默让开一条路。
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余华嵘的遗体平放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上，脖子上清晰的勒痕触目惊心。他的眼睛微微睁着，仿佛还在凝视着什么，脸上凝固着一种复杂的神情——有愤怒，有不甘，还有深深的绝望。
刘汉山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几天前还在一起喝酒谈笑的战友，如今已成冰冷的尸体，这个事实让他难以接受。
“什么时候发现的？”他声音沙哑地问。
保卫科长李建国叹了口气：“今天早上换岗的哨兵发现的。本来昨晚就该提审，可是……”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
原来，前天晚上当刘汉山和邵大个等人将余华嵘押解到军分区大院时，保卫部门已经接到兰封县委的电话，说是抓到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带领叛变分子攻击县委县政府机关，谋杀县委书记张德祥同志。
保卫科的同志最近一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敌特分子破坏活动猖獗，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频频作案，大案小案接连不断。听说抓了个反革命分子，就像今天抓个醉驾打麻将或者KTV唱歌寻欢作乐的男人一样平常，也就按程序关进了禁闭室，等待第二天审问。
偏偏第二天凌晨，军分区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敌特袭击事件——老抬夜袭部队大院，造成九名战士牺牲，三十多人受伤。整个保卫部门全部投入到案件侦破中，余华嵘被关在禁闭室的事儿就这样被遗忘了。
余华嵘的遭遇确实令人扼腕。他被囚禁在那间不足五平米的禁闭室内，四周是戒备森严的军分区大院。如果他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或许会有人认识这位副政委，帮他向领导求情，至少能够让他暂时获得自由，回家好好休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余华嵘竟然选择了沉默。他紧紧抿着干裂的嘴唇，用尽了全身力气来维持这份缄默，连一个最简单的音节都不愿发出。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不仅拒绝开口说话，还固执地推开了所有送来的食物，对前来劝说的管教人员也视若无睹。他如同一尊被风雨侵蚀多年的石像，纹丝不动地蜷缩在禁闭室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上。那双失去神采的眼睛始终望向铁窗外那一方狭小的天空，眼神中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只剩下令人心悸的空洞。时间在这方寸之地仿佛被无限拉长，他就以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在孤独与静默中熬过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的禁闭时光。
没有人知道这两天一夜他是如何度过的。当哨兵第二天清晨送来早饭时，发现他已经用腰带缠在窗户的铁栏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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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余华嵘用手指在冰冷的地面和潮湿的土墙上刻下了几行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