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北方战场连遭挫败，令其不得不正视现实：北方对手的势力根基已深，短期内难以撼动。于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作战厅始终坚持“北守南攻”的战术。
于是其战略重心发生明显偏移：在北方转为固守几个重要城市与交通枢纽；在南方则加紧搜寻我军主力，意图集中优势兵团进行决战，一举定局。
他们还将那位“小诸葛”的战术进一步强化，借鉴了小鬼子曾使用的“链式防御”体系，企图以拉网扫荡之势，达成彻底清除的目标。
从前期战局来看，这一调整似乎颇为成功：刘邓大军遭受重创，华野亦元气受损。彼时金陵上下弥漫着乐观情绪。
毕竟放眼望去，各绥靖区指挥阵容堪称豪华：北伐时的“福将”、素有威名的老王、邱、孙、胡等将领，皆是能独当一面的名将。当时齐鲁一带甚至流传“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所指的正是坐镇齐鲁大地的王佐名将军。
但这一战之后，所有人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尽管金陵方面仍能调动大军、把握决战时机，可部队却已打不出预期的战果。
无论事后多少参谋人员分析战场数据，声称伤亡交换“并不吃亏”，亦或将失利归咎于林译所部的“临战不力”、“指挥失措”，试图以此改写战局叙事。
可所有亲身参与此战的指挥官内心都清楚一个事实：在野战环境下，任何冒进突击都可能使整个兵团陷入危局。
经此一役，一种深刻的恐惧已嵌入指挥体系：日后大规模野战越来越难展开，各兵团往往选择缩成一团，采取保守的战术防御。如此一来，战略主动权实际上已悄然丧失，整体态势由攻转守，再无当初寻求决战的魄力。
最为直观的变化，发生在作战厅与各级军官对敌手的称呼上。以往惯用的“赤匪”一词悄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中性、却也隐含正视意味的“共军”。
评估也随之客观起来：“其一纵、九纵、十纵，应列为重点精锐军团，其所展现之战力相当可观。”言辞虽朴实，却折射出参谋层内心认知的深刻转变。
部分高层虽不明言，但心底已渐生“此战难胜”的预感。这股弥漫的悲观情绪，加速了整个系统的腐化。许多人无心战事，只顾疯狂敛财，将搜刮来的财富兑换成金条美钞，争先恐后地向海外转移，为自己铺设后路。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委座先是召开军事会议，对战局进行复盘。紧接着，便起用以往弃置的将领，试图重振旗鼓。宋荫国、黄培我等先后被调回军中，并获命组建新的兵团。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激进、也更为致命的“救赎”被推向台前：金融改革。为挽救已彻底失控的法币体系，当局决定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令：以金圆券全面取代法币，并强制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及外币。
这项改革自诞生便带有鲜明的掠夺性。彼时法币已形同废纸：三月时，一美金尚可兑换四十万法币；至八月，竟已飙升至一美金兑换一千万。若无改变，经济崩溃将在军事失败之前到来。
新规宣布：金圆券为本位币，每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并法定含纯金0.公分。
当局限令三日内收兑所有旧币，并强制民众兑换所持金银外币，逾期持有者严惩不贷。同时，强制登记国人存放于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一切举措，皆以“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稳定物价、平衡收支”为名。
如果说上述手段已是公开的掠夺，那么随之而来的“两条红线”则充满了精巧的欺骗：第一，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为限；第二，全国一切物价及劳务价格，冻结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的水平。
这便是着名的“二十亿红线”与“八一九限价”。为彰显决心，当局派遣大量专员赴各地督导监察，架势十足。
然而，这场号称“刮骨疗毒”的改革，实则是将整个社会的经济根基连根拔起。富人、平民、投机者，无一幸免。
当果脯官员人人自危、竞相寻找后路之时，推行如此极端而蛮横的货币改革，无异于是给他们一个最后使用手里权利的机会。
果脯这最后的“奋力一搏”，非但未能稳住阵脚，反而加速了整个政权信用与民心的彻底崩塌。
这些官员，治理地方一塌糊涂，整饬民生百无一用，振兴经济更是痴人说梦，唯独在如何从百姓骨头上刮下最后一层油水这件事上，堪称“专家”。
金圆券令甫一颁布，上海、汉口、重庆、两广、福建等地真正的富户巨贾，便已开始疯狂变卖产业、举家外迁。
他们吃够了果脯苦头，法币、关金券，哪一次当局说话算过数？这一回，他们抛售厂房、地产、资源的动作异常果决，几乎不留退路。
这些富人不傻，官员更是精明。他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