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在他的作战室里，一份名为“有限目标攻势”的作战计划书正摆在案头。Ridgway将军已然判断，谈判已难有实质突破，打算通过一场局部攻势，在谈判桌上换取有利筹码。
而Fleet恰好从战前侦察中察觉，在高丽东线金城至文登里一带，志愿军的防线隐约出现了几处“裂痕”。
金城以南的山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对防守一方而言，这里是天然的屏障；可对拥有绝对机械化优势的花旗来说，一旦以坦克集群沿谷地公路强行楔入，便能如热刀切黄油般，将志愿军防线切割成彼此孤立的碎块。
他在呈给Ridgway的报告中写道：“对手的补给线已濒临崩溃。他们的士兵虽作战顽强，可在钢铁集群面前，这种顽强并无实质意义。”
很显然，Ridgway将军被他的报告打动，当即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赋予他极大的指挥权限与极为奢侈的作战资源。
为了这场局部攻势，仅从本土调运炮弹便动用了两艘大型运输船，更不必说为此战专门集结的坦克与装甲力量。
为保障计划实施，Fleet将军在后方囤积了数量惊人的弹药。他下令，进攻发起后，花旗各炮兵营无需顾及弹药基数限制，唯一的任务便是将预设目标阵地的土层彻底翻掘三尺。
与此同时，他将126辆M4“谢尔曼”坦克编为前进梯队，78辆M26“潘兴”坦克定为突击主力。以潘兴坦克的厚重装甲撕开防线，以谢尔曼坦克快速纵深突贯，步兵部队则紧随其后，负责清剿与占领。
事实上，自58师完成华川阻击战之后，心有不甘的花旗陆军并未就此止步，依旧沿着山路持续推进，企图一举抢占金城地区。
面对敌军的持续进攻，志愿军20军、27军先后奉命阻击，各自顽强顶住了对手两个月的攻势，让花旗始终未能得手。但连续苦战之下，这两支部队也已疲惫不堪，急需轮换休整。
对此，国内早有部署。1951年5月，华北平原上，一支战功卓着的部队正处于整训状态，这便是被誉为“御林军”的二十兵团。
该部当时驻扎在石家庄、保定一带，担负着拱卫京畿的重任。其前身是晋察冀军区主力，是实打实的老八路根基；建国后划归华北军区建制，长期驻守京津地区，承担着护卫首都的使命。
5月中旬，司令员杨将军从北京带回了军委的命令：20兵团整体入朝，接替已连续作战数月的第19兵团，防守东线战略要点。
该部的调动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展开，首先便是换装。为适应半岛战场环境，这支部队优先配发了刚刚运抵的苏式武器，其中包括着名的“波波莎”冲锋枪、莫辛-纳甘步枪，以及大批苏制反坦克枪。在林译的提议下，还增配了大量120毫米迫击炮，以及24门Zis—3型76毫米加农炮。
官兵们换上了土黄色的厚实棉服，虽已是初夏时节，可人人心里都明白，穿上这身衣裳，便意味着即将跨过那条江。
随后是静默集结。火车站在深夜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站台上没有欢送的锣鼓，也没有亲人的泣别，只有沉重的脚步声与金属碰撞的声响。一列列闷罐车停靠在侧线，士兵们背着崭新的行囊，列队有序进入车厢。
为避免暴露行踪，列车白天停靠在偏僻的山间隧道或密林遮蔽的岔线，只在夜幕降临后才全速向北开进。
6月初，列车抵达安东。跨过鸭绿江大桥的一瞬，车厢内的气氛骤然肃杀。窗外不再是华北平原的万家灯火，取而代之的是被炸得焦黑的废墟与密密麻麻的弹坑。
不少老兵登车后，便开始向各级指战员传授战术经验，告诫他们必须摒弃以往八路军惯用的冲锋、拼刺打法，所有人都要学会“挖洞”，在山体中构筑相互连通、可抵御重炮轰击的防御体系。
尽管部分指战员心存不解，杨司令仍严令各部必须向刚下战场的部队学习，凡有抵触情绪者，立即革职遣送回国。
所有性子刚烈的官兵都闭了嘴。光荣出征奔赴战场，若被革职遣返，与逃兵何异？可以牺牲性命，这般丢脸的事，他们绝不肯接受。
因此部队入朝后，在后方整整进行了三个月的训练，熟悉各类战场环境，提前从前线伤员口中汲取实战经验，感受真实的战场氛围。
九月来临，这支庞大的部队借着雨季的掩护，以纵队编制向金城南部的东线阵地开进。
行军极为隐蔽，白天潜伏在密林深处，入夜后便在泥泞的山路上疾速推进。
远东司令部的电子监听系统虽捕捉到一些杂乱信号，却始终无法判定，是否有新的部队入朝，并部署在这一区域。
与此同时，Fleet将军正坐在指挥所内，望着地图上的金城缺口，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意。他以为自己即将撞上的，不过是一块松软的豆腐，却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