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文中，三位指挥员清晰阐述了作战构想：“为争取谈判主动权，狠狠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我方计划以第三十九军、第十二军、第六十八军为核心作战力量，各选取三至五个预定目标，展开持续性战术反击作战。一方面力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在与敌人的反复拉锯争夺中，大量杀伤其兵力；其余各军同步选定一至两个目标，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攻势。预判我军全线反击打响后，敌军必然拼死争夺，甚至会发动报复性局部攻势，这恰恰能为我军创造大量歼敌的有利战机。以上作战方案是否可行，恳请军委迅速批示，以便各部即刻开展战前准备。”
这一反击提议，有着极为紧迫且复杂的现实背景。彼时，美方凭借所谓俘虏人数占优的片面优势，自以为掌控着谈判主动权，顽固要求中朝方面接受俘虏“自愿遣返”的无理条款，全然无视国际公约与谈判基本准则。中朝代表团对此严词拒绝、寸步不让，双方谈判彻底陷入破裂，战场局势再度剑拔弩张。
而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充分休整、装备换装与针对性实战训练，志愿军各部队战斗力实现大幅提升，加之志愿军空军力量日渐成熟、逐步投入战场协同作战，我军已然具备了发起战术反击、主动出击破局的雄厚实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深埋全军心底、未曾宣之于口的悲愤缘由。在冷枪冷炮运动全面开展之际，第六十七军李军长不幸染病。当时六十七军正召开军党委会议，他满心期盼病情尽快好转，能亲自参会听取战况汇报、亲临一线指挥战斗。
可事与愿违，李军长的病情持续加重。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发起的“春季攻势”全面打响，此次攻势投入的兵力规模、武器弹药数量，远超1951年的“秋季攻势”，敌人更是丧心病狂地动用了化学武器、细菌武器。
在残酷的战场环境中，李军长不幸遭到细菌感染，病情急速恶化。军政委多次劝说他立即前往后方医院接受专业治疗，可他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强忍病痛统筹指挥作战，坚决不肯撤离火线。
最终，李军长因细菌感染引发败血症与脑膜炎，头部肿胀异常，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多方医治，依旧没能挽回生命。1952年7月8日13时，李军长壮烈牺牲，从发病到离世仅仅8天，年仅38岁。
军长的牺牲，成为第六十七军乃至全体志愿军将士心中一根深刺的钢针。所有人都清楚，他的离去，是美帝国主义悍然使用灭绝人性的生化武器所致，全军上下满腔悲愤，复仇的怒火在心底熊熊燃烧。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将士们只能将这份悲痛与愤恨深埋心底，静待作战时机。
直至美方在俘虏问题上不断要挟中方，甚至做出有损国格的挑衅举动，彻底引爆谈判矛盾、导致和谈完全破裂。邓司令等志愿军指挥员敏锐判断：反击的时机已然成熟，随即向中央军委呈上了这份反击作战申请。
9月12日，也就是收到电报的两天后，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回复：同意此次反击作战计划。
当然，邓司令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起全面反击，绝非单纯为了泄愤出气。得益于坑道战术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发展，志愿军彻底解决了阵地防守、后勤补给等核心难题，成功将前线战线牢牢稳定住。
1952年全年的前八个月里，敌我双方的战线始终处于僵持状态，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动。而正是在战线稳固的前提下，志愿军终于迎来了自身最为熟悉、却一直没能大规模投入使用的陆战之王——火炮！
在接到中央军委的作战许可后，志愿军司令部立刻下达详尽的作战指导意见：所有作战行动必须在充分准备完备后再发起，绝不能仓促攻击；贸然开战非但无法取得作战胜利，还会让部队遭受不必要的重大伤亡。
为此，承担反击任务的各级步炮指挥员，必须对预定攻击目标、敌军部署情况、战场地形地势开展反复侦察，还要专门派遣侦察兵深入敌军前沿，实地勘察摸清敌情。
作战指令中着重强调，步炮协同的成效直接决定战斗胜负，要求各部务必制定周密细致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调配多种通信设备，全力保障作战期间联络畅通无阻。
同时明确，各军均配属有一定数量的T—34坦克，各部可结合战场地形条件，充分发挥坦克的机动突击优势，配合步兵发起冲锋，或是迂回至敌军侧后，切断敌人退路、阻击敌方步兵与坦克的增援部队，借此锤炼这支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年轻坦克部队。
另外，针对战后防守作出明确部署：一旦攻击成功，必须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全力击退敌人的连续反扑，应对敌我双方长达数天的反复拉锯争夺。
要认清这正是诱使敌军脱离坚固工事、借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绝佳战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作战效益最大化，要大力倡导开展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