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扩张：1619年攻占雅加达后，科恩下令“摧毁周边村庄，将农民迁入城市，强制种植香料”，反抗者格杀勿论——通过武力，他将巴达维亚打造成“荷兰在亚洲的军事堡垒”，驻军达5000人，战舰20艘。
- 贸易垄断：规定“印尼各岛屿的香料只能卖给荷兰人”，违者没收货物，处死首领。他甚至“人为制造稀缺”：在班达群岛屠杀90%的原住民，将肉豆蔻种植权收归公司，让香料价格暴涨3倍。
- 殖民管理：在巴达维亚实行“种族隔离”：荷兰人住“城堡区”（有教堂、医院），华人住“唐人街”（从事手工业、零售），印尼人住“郊区”（种植香料、服劳役），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持统治。
总督的“绩效考核”与“利润挂钩”：若殖民地年利润达标，可获得“奖金”（通常为利润的1%）；若亏损，会被召回荷兰，甚至追责。这种“高压+重奖”的机制，让总督们既“贪婪”又“高效”——他们是荷兰商帮在殖民地的“利益代言人”，也是殖民压迫的“直接执行者”。
3. 佐：会计师与律师——殖民帝国的“财务与法律盾牌”
荷兰商帮的“理性”，体现在对“数字”与“规则”的极致追求。会计师掌控殖民地的“钱袋子”，律师处理“国际争端”，两者像“佐药”，让殖民机器在“合法”与“盈利”的轨道上运转。
- 会计师：用数字管理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的会计师，是“早期管理会计师”的雏形。他们发明“复式记账法”（每笔交易同时记“借方”与“贷方”），在殖民地建立“财务报告体系”：
- 每月编制《收支明细表》（记录香料收入、军费支出、船员工资）；
- 每年向董事会提交《殖民地资产负债表》（包括堡垒、船只、库存香料的估值）；
- 甚至对“奴隶价值”进行核算（按年龄、技能定价，计入“固定资产”）。
这种“数字化管理”让董事会能精准掌控殖民地的运营：1640年，巴达维亚的会计师发现“香料库存过多，价格可能下跌”，董事会立即下令“减少采购，销毁部分库存”——这种“数据驱动决策”，比同时期的西班牙殖民地（靠总督个人经验管理）先进得多。
- 律师：用“法律”包装殖民掠夺
荷兰律师擅长“将掠夺合法化”：
- 与当地统治者签订“不平等条约”（如印尼的苏丹被迫接受“香料专卖权”，用当地资源换取荷兰的“保护”）；
- 制定《殖民地法》，规定“原住民不得私自买卖香料”“反抗者可判处死刑”，将殖民垄断写入法律；
- 在国际争端中，用“国际法”（当时的“万国法”）为荷兰辩护：当英国指责荷兰“屠杀班达岛原住民”时，律师辩称“这是‘自卫’，因为原住民违反了贸易契约”。
律师的作用，是给荷兰的殖民扩张披上“文明”与“合法”的外衣——他们不是道德家，而是“商业利益的扞卫者”。
4. 使：船员与奴隶——殖民帝国的“血肉”
船员驾驶商船连接全球，奴隶在种植园生产香料、蔗糖，他们是荷兰商帮的“执行者”（使），却也是这个帝国最卑微的群体——帝国的财富，建立在他们的血汗之上。
- 船员：海上漂泊的“工具人”
荷兰商船的船员多为“贫困农民、城市流民”，月薪仅1-2荷兰盾（不足工匠的一半），却要承受“风暴、疾病、海盗”的三重威胁。17世纪的记载显示，从荷兰到印尼的航线上，船员死亡率高达30%（多死于坏血病、疟疾）。公司对船员的管理“严苛到残酷”：偷懒会被鞭打，反抗会被扔进大海，唯一的“激励”是“完成航行可获得少量奖金”或“在殖民地获得一小块土地”。但船员也是“帝国的毛细血管”：他们熟悉航线，能维修船只，甚至参与殖民战争（商船遇袭时，船员要拿起武器作战）。没有他们，荷兰的商船无法跨越印度洋；没有他们，东印度公司的香料无法运回欧洲——他们是“海上马车夫”的“马”，却从未被当作“人”对待。
- 奴隶：种植园里的“会说话的工具”
在印尼的香料种植园、加勒比海的蔗糖种植园，荷兰商人通过“三角贸易”从非洲运来黑奴（17世纪约有50万黑奴被运往荷兰殖民地），强制他们劳动。奴隶的“价值”被精确计算：一个成年黑奴每天需收割10公斤香料，完不成会被鞭打；女性黑奴还被要求“生育”（子女也是奴隶）。公司的账册里，奴隶被列为“固定资产”，与工具、土地并列，死亡后按“折旧”处理（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正是这些“被剥夺人性的劳动力”，为荷兰商帮创造了巨额利润：加勒比海的蔗糖种植园，每个奴隶年均创造的利润是其购买价格的3倍；印尼的香料种植园，奴隶的劳动让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