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权力网络的搭建：从“九品中正制”到“家族世袭”
西晋创立“九品中正制”，本为选拔人才，却被士族垄断，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权力闭环：
- 中正官垄断：各州“中正官”全由士族担任，评定人才时“唯看门第，不问才德”。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大族，世代担任“中正官”，将“九品官阶”变成“家族私产”，王导（东晋丞相）的侄子王珣，18岁就被评为“上品”，直接任“着作郎”（中央官员）。
- 婚姻壁垒：士族“不与庶族通婚”，通过联姻巩固权力。王氏与谢氏“世代通婚”，王导的孙女嫁谢安之子，谢玄的女儿嫁王献之，形成“王谢联盟”；郗氏与桓氏联姻，郗鉴（太尉）的女儿嫁桓温（大司马），两族共掌军权，“内外相援，势倾朝野”。
- 军权分割：地方军权由“士族都督”掌控，如王敦（王导堂兄）任“荆州都督”，陶侃（士族）任“广州都督”，他们“拥兵自重，不听中央”，晋元帝想收回军权，反被王敦“兵临建康”（南京），屈辱求和。
2. 暴富神话的制造：从“占田制”到“庄园经济”
士族通过“制度设计”合法掠夺，财富规模远超东汉宦官：
- 占田制漏洞：西晋“占田令”规定“一品官占田50顷，九品官占田10顷”，但士族通过“荫客制”（免税依附人口）扩大土地。王戎（竹林七贤之一，司徒）“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仅“洛阳附近就占田300顷”，依附的佃户“数千家”，每年收租“百万斛”（相当于全国粮税的5%）。
- 垄断商业：士族掌控“丝绸之路”贸易，王导的弟弟王廙任“西域校尉”，垄断丝绸、香料交易，“每批货物获利十倍”；谢安家族在会稽（绍兴）“设邸店（仓库兼商铺）数十处”，垄断盐、铁零售，“郡内百姓买盐，必经谢氏邸店”，价格比市价高50%。
- 隐匿人口：士族“荫客”（依附人口）免税，王敦在荆州“荫客过万”，这些人“不向国家缴税，只向主人纳租”，导致“朝廷税源枯竭，士族财富暴增”。据《晋书·食货志》，东晋初年“全国户口三百万，而士族荫客占一百万”，朝廷只能“加重庶族税负”，激化矛盾。
3. 体系的崩溃：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
士族结党导致“权力碎片化”，让西晋-东晋沦为“脆弱联盟”：
- 皇族内斗：司马氏皇族也是士族，八王（汝南王、楚王等）为争权自相残杀，“兵连祸结十六年”，洛阳、长安“化为焦土”，人口从3000万减至1200万，“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晋书·食货志》）。
- 边防瓦解：士族忙于内斗，边疆“胡人”（匈奴、鲜卑等）趁机南下。公元311年，匈奴人刘聪攻破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永嘉之乱），晋怀帝被俘；316年，长安陷落，西晋灭亡，士族“衣冠南渡”，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
- 东晋短命：南迁士族继续“结党争权”，王敦、桓温先后“叛乱”，桓玄甚至“称帝建楚”，最终被刘裕（庶族）推翻。士族的“排他性”让东晋失去庶族支持，“百姓视士族为寇仇”，当刘裕起兵时，“江南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之”。
四、唐朝牛李党争：士大夫集团的“内耗绞杀”
唐中后期，牛僧孺（牛党）与李德裕（李党）的40年党争，证明“清流结党”比“宦官专权”更隐蔽，也更致命。
1. 权力网络的搭建：从“科举门派”到“政策绑架”
两派以“出身”划界：牛党多为科举出身（庶族），李党多为门荫入仕（士族），通过“门生故吏”构建网络：
- 科举结党：牛僧孺任主考官时，录取“同年”（同科进士）30人，后多任刺史、侍郎，形成“牛党嫡系”；李宗闵（牛党骨干）主持会试，将其女婿苏巢列为“状元”，引发朝野哗然，却因“牛党势力大”不了了之。
- 政策划线：牛党主张“姑息藩镇”（维护地方利益），李党坚持“强硬削藩”（维护中央权威），将治国策略异化为“党争工具”。李德裕任剑南节度使时，为打压牛党，故意放弃对南诏的防御，导致“成都外郭焚毁，士民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唐纪》）；牛僧孺任宰相时，将李党主张的“榷盐法”（盐铁专卖改革）全盘废除，理由仅为“李德裕所倡，必为谬政”。
- 宦官站队：两派争相攀附宦官，牛党依附中尉王守澄，李党勾结枢密使杨钦义，形成“外朝党争+内廷阉斗”的双重内耗。唐文宗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旧唐书·文宗纪》）
2. 暴富神话的制造：从“漕运走私”到“土地兼并”
两党虽以“清流”自居，实则通过“政策倾斜”掠夺财富：
- 垄断漕运：牛党控制江淮漕运，允许“漕船夹带私盐”，每船私盐获利“抵正税十倍”（《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