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宴席下来，脸上还带着酒气，听见我的破锣嗓子，抓起桌上的茶壶就朝我泼过来。滚烫的茶水溅在我胳膊上，立刻起了一串燎泡，疼得我眼前发黑。“没用的东西！”她骂道，金步摇的流苏扫过我的脸，“再唱不好，就把你卖到码头给船夫当婆娘！那些船夫，个个粗野得很，保准让你哭都找不到调！”

    我咬着牙，把眼泪憋回去。我不能被卖到码头去，我娘临终前说过，要我好好活着，活得像个人样。我含着胖大海，继续唱，直到嗓子眼里渗出血丝，才敢停下来喘口气。脚磨破了更不算什么，裹脚布浸了血，和皮肉粘在一起，晚上拆下来时，能撕下一层皮，疼得浑身发抖，可第二天还得穿着绣鞋练台步，一步三摇，像踩在刀尖上。绣鞋的尖头硬得像铁，把脚趾头挤得生疼，每走一步，都像有针在扎。

    手心被琴弦勒出的红痕就没消过。琵琶弦是新换的，紧得像钢丝，我指尖按下去，疼得钻心，按弦的地方很快磨出了茧子，茧子破了，血珠渗出来，染红了琴弦，弹出来的音都带着股铁锈味。我把手指泡在温水里，看着红痕慢慢变成青紫色，心里却有点莫名的执拗——我得学会，我不能被卖到码头去。

    十七岁那年，我终于有了登台的机会。那是个落雨的夜晚，淅淅沥沥的雨打在芭蕉叶上，沙沙作响，像有人在耳边低语。楼里来了位京里的大官，据说官至侍郎，最爱听《雨霖铃》。老鸨把我往前推，她的香粉味混着雨水的潮气，扑了我一脸：“云袖，今晚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的了。”

    我穿着月白的水袖裙，裙摆拖在地上，沾了些泥点，像团化不开的雾。后台的镜子蒙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擦，里面映出张苍白的脸，眉梢被画得弯弯的，像挂着两滴没掉下来的泪。我攥着琵琶的手在抖，指甲盖泛着白，指缝里还留着昨天练琴时磨破的伤口，一碰琴弦就疼。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开口时，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秋风里的落叶。台下有人嗤笑，我看见老鸨在台侧瞪我，眼睛里的光像要把我烧成灰。心沉得像灌了铅，我几乎要站不住，可当唱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时，忽然就不抖了——那曲子里的苦，像极了我每个挑水的清晨，井绳勒肩的疼；像极了每个被戒尺抽打的午后，手心火辣辣的烫；像极了每个躲在石榴树下偷偷哭泣的夜晚，被蟑螂爬过脚背的惊悸。

    不用装，不用演，那些压在心底的委屈、恐惧、不甘，顺着嗓子就淌了出来，带着雨丝的凉，带着井水的涩。我甩出水袖，那月白色的袖子在空中划过弧线，像两道被风吹散的云，又像我抓不住的日子——被牙婆卖掉的那天，娘塞给我的粗布包；杂役房里发霉的被褥；李师傅戒尺上的木纹……所有画面都在眼前晃。

    台下静悄悄的，连雨声都听得见。唱到“多情自古伤离别”时，我看见那位侍郎大人摘下了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睛。他袖口的玉扣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不像老鸨的金镯子，只会叮当作响地提醒我有多卑微。

    那晚过后，“云袖”这个名字，在苏州城传开了。有人说我把《雨霖铃》唱活了，唱得人心里发疼；有人说我水袖甩得绝，像真有云绕着山在转。老鸨给我换了间房，不再是堆着发霉被褥的杂役房，而是带雕花窗的耳房，里面摆着梳妆台，铜镜擦得锃亮，连被褥都是绫罗的，软得像朵云……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