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的空气灼热而粘稠，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当王明再次斥责他迷信德国标准时，吴仁德再次试图解释：
“小王啊…咳咳～王明同志，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选择德国标准并非盲目崇拜。
我们正在设计的这台铣床，其底座刚性要求极高，公差配合必须精确到更精细级别，否则会影响整机寿命和加工精度。
在某些关键部位的配合公差上，范围确实偏大，不够严谨……”
“不够严谨？”李振海打断他，语气不像之前那样粗暴，反而带着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
“仁德同志，你口口声声说我们自己的标准‘不够严谨’。
那我问你，东北大连第一机床厂不久前成功试制的新型铣床，采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现在已经顺利投产，工人同志们反映十分良好。
这你怎么解释？难道我们自己的实践，比不上洋人书本上的几个数字吗？”
这个问题切中要害，会场里不少人点头。
吴仁德一时语塞，但随即争辩道：“那台机床的工况和设计要求与我们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在更高精度的领域，我们必须……”
“必须什么？必须照搬德国那一套？”王明接过话头，这次他的批判有了更多“事实”支撑，
“吴总工，大家不是反对学习外国的经验。
但你公开说‘国内的技术水平落后德国至少二十年’！
这种言论，难道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难道不会打击我们年轻技术员自力更生的信心吗？”
这番话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
一位中年女技术员也低声说：“是啊，吴总工有时候是有点……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上次我提出一个改进方案，他看都没仔细看，就说‘这种思路德国人早就试过了，行不通’。
您这是不是太过于崇洋媚外了………”
吴仁德的脸涨红了，他意识到这些批评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他急于引入先进技术，有时确实言辞过激，忽视了政治影响和同志们的感受。
“我……我承认，我说话可能不够注意方式方法，但我绝对没有贬低我们自己同志的意思，我只是想尽快缩短差距……”
“差距是要缩短的，”李振海的声音变得沉重，“但靠什么缩短？
是靠跪在地上把洋人的标准奉为金科玉律，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提高？
吴仁德同志，你的问题不在于使用德国标准，而在于你的思想深处，对我们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对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缺乏认识！
你这种‘技术至上’、‘专家治国’的思想，本身就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
吴仁德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这些纯粹从技术效率出发的辩解，在这种指向思想根源、群众感情和民族自信心的批判面前，显得如此单薄和苍白。
未等吴仁德反应辩驳，李振海直接拍棺定论：
“吴仁德，你现在选择了躺在旧社会，反动出身和洋人的技术上睡大觉，是在拒绝思想改造，抗拒无产阶级的领导，你的问题，是严重的立场问题。”
会议结束时，李振海正式宣布：“鉴于吴仁德同志的问题严重，经运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其总工程师职务，居家审查，交代问题，希望其他同志引以为戒，深刻反省！”
散会后，没人敢跟吴仁德说一句话，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从他身边快速走过。
他独自一人坐在空旷的会议室里，直到夜幕降临，才失魂落魄地走出来。
冰冷的夜风吹在他脸上，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因为内心的冰冷早已透彻骨髓。
他想到了自己绘制的图纸，想到了国家急需的工业设备，更想到了自己可能永无翻身之日的未来。
在极度的恐惧和无助中，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找那位一直重视技术、敢于用人的陈书记。
当晚，陈朝阳在家简单吃了口饭，正准备梳理江都基地下一步的技术规划，门外传来了李赤水与来客的低语。
不一会儿，李赤水轻轻敲门进来，脸上带着凝重。
“书记，是设计院的吴仁德总工程师，说一定要见您。”
“吴工？”陈朝阳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笔。
吴仁德是留德归来的机械专家，郑教授都多次称赞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他工业体系里一颗重要的专家。
这么晚直接找到家里来，绝非寻常。
“请他进来。”
吴仁德被李赤水引进来时，完全没了平日的学者风范。
他脸色惨白，好似一下子老了十岁，手里捏着的一顶旧呢帽几乎被他攥得变了形。
“陈书记……对不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