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既牢牢占据了“反对帝国主义封锁”这一无可指摘的政治制高点，又为那些正在一线为国攻坚的技术人员，构筑了一道坚固的理论防线。
“我们批判孔老二，是批判他‘君为臣纲’那套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反动思想，是批判他扼杀人民创造力和反抗精神的精神枷锁。”
陈朝阳的声音愈发铿锵，“我们要砸碎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是禁锢人民思想的旧文化牢笼。
而不是去批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真理本身，更不是去否定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生产技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论断，将科学技术拔高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让那些试图将“技术”与“政治”对立起来的论调，在理论根基上就显得苍白无力。
“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什么时候鼓励过‘格物致知’？
什么时候真正重视过能工巧匠？
没有！
他们推崇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维护的是不事生产、吸食民脂民膏的奴隶主贵族。”
陈朝阳的论述环环相扣，将批判的矛头牢牢锁定在封建统治阶层及其思想体系本身，而不是掌握知识的阶层。
“我们要清算的，是这种‘奴隶主思想’，而不是在旧社会同样受到压迫、
凭借自身努力掌握知识技能，如今愿意为新社会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什么‘奴隶思想’，这是本末倒置，是混淆了敌我。”
这番论述极其犀利，直接点破了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将“奴隶主”和“奴隶”区分开来，明确指出运动应该批判的是前者，而不是在后者内部制造分裂。
他没有给质疑者继续发挥的空间，语气由论述转为不容置疑的决断，目光如炬，扫过全场，最终定格在李志雄和刘志平脸上：
“因此，关于汉东省如何贯彻此次运动，我明确以下三条纪律，必须严格执行！！！”
他的声音铿锵带着战场上令人心悸的压迫感，没有商量的口吻，更没有所谓的提意见，是直接下命令：
“第一，批孔，就必须给我批在根子上！
目标是彻底揭露其维护奴隶主统治、扼杀社会活力的反动本质。
任何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将矛头指向古代文化中合理成分的行为，都是歪曲运动方向，必须立即纠正！”
“第二，破迷信，要破在要害处！
当前最大的迷信，就是对帝国主义的畏惧，对自力更生能力的怀疑。
各宣传单位，要立即组织文章，大力宣扬我们自己在极端困难下搞出的成绩、推进治碱的壮举，树立技术自信，破除这种精神上的‘奴性’！”
“第三，严格划清界限！
我重申，对于一切爱国、愿意为新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必须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谁敢搞人身侮辱、变相体罚，谁敢冲击正常的生产和科研秩序，那就是破坏建设，我陈朝阳第一个追究他的责任！”
他最后斩钉截铁地定下了衡量标准：“运动成败，不靠嘴皮子，不靠大字报。
最终，就要用我们汉东省的经济建设成果来检验。
工业的产量、治碱的田亩、工厂的效率和产值，就是唯一的标尺。
谁要是搞乱了生产，导致技术停滞，那就是对党和人民犯罪，绝不姑息。”
这番不是“建议”而是“命令”的发言，彻底镇住了场子。
陈朝阳没有纠缠于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直接亮出了底线和红线，将个人政治生命与运动走向捆绑在了一起。
这破釜沉舟的姿态，瞬间击穿了周明光和孙亚军省长会议中维持的“暧昧”平衡。
在陈朝阳发言时，周明光看似闭目养神，手指却无意识地在光滑的茶杯壁上缓缓摩。
他脑中思绪飞转，权衡着利弊。
他欣赏陈朝阳这把利剑能劈开汉东沉寂的局面，但也忌惮其过于锋锐会伤及自身，更不愿在政治风向尚未完全明朗前，轻易踏进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
然而，陈朝阳的“三条纪律”和最后那句“犯罪”的论断，像重锤敲醒了他。
他瞬间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作壁上观了。
陈朝阳的决绝，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此人绝不会在技术人才和核心项目上妥协。
如果自己此刻不支持陈朝阳，后果不堪设想：要么，这把利剑被李志雄之流凭借“运动”之名折断，
汉东刚刚起步的油田、治碱等宏图大业随之夭折，这是他作为主管书记绝不愿看到的失败；
要么，陈朝阳凭借其深厚的军中背景和北平的赏识，与激进派爆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