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梅问我周欣彤是第一次吗？
我说当时没经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第一次。第二天起床准备离开房间时，我和她都惊慌失措，洁白的床单上染上了好几处弥散状血迹，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梅花。
幸好那天早晨老板比较忙，没有去查房就给我们退了房。而且富有深意的瞪了我一眼，好像在问我“小伙子你还中用吗？”
或许老板故意没去查房，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肯定做了一些羞于启齿的事，当着我们的面查房彼此都很难堪。
人类的命运往往是曲线式推进，螺旋式发展。正当你还沐浴在和煦的暖阳之中，乌云已经开始悄悄积聚，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大四开学后，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周欣彤的焦虑。
本来很平静的二人世界里，她会忽然忧心忡忡地问我毕业后的打算。
我告诉他大概率回家乡的县城工作。
她会生气的说她可不想和我去那个鸟都不爱拉屎的地方。
为什么她突然这么在意毕业后的出路，我分析根源就在我和她已经亲近到了这种程度，毕业后是否能分配到一起是这段感情能否维系下去的关键。
我只是一个农民家的孩子，毫无社会背景，毕业后只能服从分配。
如果自主择业，补交给学校的培养费就好几千块钱，对我的家庭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
而她家也不过是个工人家庭，能力也实在有限。
没有外力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和寝室几位哥们开始做起了小买卖。
像蹲夜市摆地摊卖点小饰品，小文具，电影院包场卖票赚差价这些零碎的小生意。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都是赔钱赚吆喝，钱没挣着，还搭进了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
毕业前，周欣彤看着我每天马不停蹄的忙来忙去，连陪她的时间都在争分夺秒，就生气地对我说：“关宏军，你整天像一只没头的苍蝇，胡闯乱撞，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犟劲一上来，她又只好安慰我说：“你也别上火，全当花钱买历练了。我叫我爸爸托人问了，我们市的钢铁设计院对你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可以安排你到自动化设备室当一名技术员。”
我眼前一亮，心情豁然开朗，连忙说：“那好呀，咱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她悻悻地说：“你别只顾着高兴，设计院那边可有个前提条件，必须由咱们学校出一封推荐函。”
这里面门道可真多，我叹了口气。
以今天我的眼光来审视彼时的我，我会鄙视自己，在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不动脑子，不用心，全等着命运垂青，或者随波逐流，爱咋咋地。
当然，后来的我也是在付出家庭破裂和穷困潦倒的代价后才幡然醒悟。
可惜我醒悟的太晚，没能留住我身边的很多人。
周欣彤告诉我学校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学工办的张主任，现在要像攻克堡垒一样攻下他。
而攻克堡垒的炸药周欣彤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那是两条硬盒中华烟。
说一件很吊诡的事，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职工每月工资在三到五百元之间，当时的硬中华是450元一条。时至今日，打工人月工资五千元以上，而硬中华还是这个价位。
这难道就是专卖制度的优势吗？
周欣彤把“炸药”递到我手里，我却不太有投送炸药包的勇气。
我在挂着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室的牌子下面徘徊、犹豫、忐忑，有几次下定决心敲门，可手举到中途又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
最后，我只能垂头丧气的打道回府。
几天以后，周欣彤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我：“你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我嗫嚅地回到：“我没敢去送，再说送了人家张主任也不敢要。”
周欣彤杏眼一瞪，柳眉一拧，凶恶地问我：“烟呐？”
我说：“让我卖了。”
“钱呐？”
“赔了。”
只见她的脸瞬间阴沉起来，委屈地说到：“关宏军，那可是我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钱。”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泪水从她的眼眶奔涌而出。
突然，她砰的一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将饭盒摔到我的身上，大叫了一声：“关宏军!你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喊完，她抹着眼泪，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相对于食堂里就餐者的各种异样目光，我更在乎的是被我伤透了心的周欣彤。
我抖掉衣服上的饭粒和菜汤，拼命追了出去。
可这次的裂痕是永远无法弥合了。
离毕业设计、毕业答辩越来越近，大学时光已经不多了。
她先是对我表情冷漠，根本不为我百般的道歉、哀求所动。继而，和我开始逐渐疏远，保持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