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白得近乎透明，血管在阳光下泛着淡青色。她抬手拨开眼前一缕碎发，指尖微微发红，像是冻的。我喉咙发紧。想喊她名字。可声音卡在胸腔里，变成一声几不可闻的喘息。这时，她忽然转过头。目光直直落在我身上。没有惊讶，没有埋怨，甚至没有笑意。只有一种近乎疲惫的平静，像潮水退去后的滩涂，裸露出底下潮湿而温顺的沙粒。她朝我走来。风把她的衣角掀起来，像一面小小的、将倾未倾的帆。“汤还好喝吗？”她问。我点头。“太烫了。”我说。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眼角漾开细纹，像墨汁滴进清水里慢慢晕开。“下次我少煮五分钟。”我们并肩往树下走。她没提我迟到的事，也没问为什么保温壶还在我手上。只是从篮子里取出方格布巾，铺在长椅上，又把便当盒摆好。盒盖掀开，是玉子烧、炸虾、腌萝卜，还有切成小朵的西兰花，淋着淡黄酱汁。“我做了双份。”她说，“怕你饿。”我打开自己的那份，筷子尖刚碰到玉子烧，她忽然伸手，轻轻按住我手腕。“等等。”她说。我抬头。她从风衣内袋掏出一个小纸包，拆开，是几粒晒干的樱花瓣，粉中透褐，边缘微卷。“撒一点进去。”她说，“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记住今天这个味道。”我照做了。花瓣落在温热的玉子烧上，像几枚微型的降落伞。她倒了两小杯清酒，酒液澄澈，映着天光。“敬三月。”她说。“敬什么？”我问。“敬还没烂掉的樱，”她顿了顿，“也敬还没坏掉的我们。”我举起杯子，和她碰了一下。清酒微涩，入喉后泛起一丝甘甜，像含住一朵化开的云。我们开始吃饭。没人说话。只有风声、远处孩童追逐的笑闹、还有偶尔掠过的自行车铃声。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从篮子最底下抽出一本薄册子，封皮是素白棉纸，手写标题：《病历·第十三页》。我的心猛地一沉。她没递给我，只是把它摊开放在膝盖上，手指抚过纸页边缘，声音很轻：“医生说我最近睡眠周期紊乱，自主神经失调，血清素水平低于常值百分之二十七。建议我暂停所有情感类社交活动，至少三个月。”我握筷子的手指收紧，竹筷发出细微的咯吱声。“你……什么时候去的？”我问。“前天。”她望着远处河面，“抽血的时候，护士问我是不是最近在恋爱。我说是。她笑着说，‘难怪，你手心全是汗。’”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质问？还是坦白自己昨晚又吞了两粒褪黑素，把闹钟调成凌晨四点，只为确认自己还能不能醒过来？她合上册子，放进篮子，动作很慢，像在安放一件易碎品。“我不是来告诉你这个的。”她说，“我是来还一样东西。”她解开风衣最上面一颗纽扣，从内袋里取出一枚金属徽章——东京大学文学部戏剧研究会的旧版徽章，铜色已磨得发暗，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入会”。我的呼吸停了一瞬。那是我大三那年，第一次试镜失败后，她偷偷替我报名参加的社团。我根本没去面试，她却以我的名义交了材料，还伪造了我的签名。后来社团招新名单公布，我在公示栏最末尾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旁边写着“待定”。那天我冲进她打工的咖啡馆，把徽章摔在吧台上，吼她“别拿我的人生开玩笑”。她当时擦着杯子，头也不抬：“你连试试都不敢，凭什么说我开玩笑？”我怔住。她终于抬眼，睫毛上还沾着一点奶泡：“至少我敢替你签一次名。你呢？你敢替自己活一次吗？”那天之后，我去了社团。演了人生第一个配角。虽然只有一句台词。但她坐在观众席第三排，拍了整整三场，胶片堆满半个相机包。此刻，她把徽章放在我手心。金属冰凉，却在我掌纹里迅速升温。“还给你。”她说，“不是因为我不信你了。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替你签过名，也替你哭过，替你守过空荡荡的排练厅到凌晨两点。但现在，我不想再替你做选择了。”我攥紧徽章，边缘硌得掌心生疼。“你是不是……”我声音发哑，“已经决定离开东京了？”她没否认。只是把最后一块腌萝卜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目光投向河对岸。“樱花花期太短了。”她说，“短得让人不敢相信它真的开过。”风忽然大了起来。一树樱如雪崩般簌簌而落。花瓣扑向我们，扑向便当盒，扑向她半开的风衣领口。她没躲，任由那些粉白的碎影覆盖肩头、睫毛、发梢。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去年秋天，我们在神保町旧书店二楼发现的那本绝版诗集。书页泛黄，夹着一枚干枯的银杏叶，叶脉清晰如掌纹。她指着其中一页念：“‘我们相爱，却像两座正在融化的冰山——彼此靠近，只为更快地消逝。’”我当时嗤笑：“谁写的？太丧了。”她合上书，指尖摩挲着银杏叶边缘：“一个住院三年，最后死在春天的人。”现在，我懂了。我放下筷子，伸手拂去她肩头花瓣。指尖触到她锁骨下方一点微凸的骨头，像一枚尚未破土的种子。“美咲。”我叫她名字。她应了一声，转过头。我看着她眼睛——那里面没有泪，没有恨，只有一种近乎温柔的、彻底的告别。“如果我说，”我喉咙发紧，“我愿意去看心理医生，愿意按时吃药，愿意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哪怕只是坐在窗边看十分钟的云……你会留下来吗？”她沉默了很久。久到一只麻雀飞过枝头，衔走一片花瓣。然后她摇头。不是激烈地，不是决绝地，只是轻轻一偏头，像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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