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里得去河边的荒田再捡些别人漏种的粟粒，才能凑够播种的量。 ## 三、支线·淳于越：咸阳辩法遇排挤，儒法之争露锋芒 咸阳的客舍里，烛火将竹简的影子投在夯土墙上，淳于越正对着《论语》抄本批注“礼之用，和为贵”，案上还摆着块刻着“稷下客”的木牌——这是他从齐国稷下学宫来秦的凭证。门帘被掀开，走进来三个穿黑色客卿服的人，为首的是法家弟子卫鞅（与商鞅同族，非商鞅本人），手里拿着一卷《法经》。 “淳于先生从稷下而来，想必对‘治世’有高见？”卫鞅把《法经》放在案上，竹片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吾以为，治秦当用‘法’，定民分、明赏罚，方能强兵富国；儒家的‘礼治’，不过是迂腐的旧俗，不适合乱世。”淳于越放下笔，指尖拂过《论语》上的“为政以德”：“卫客卿此言差矣。礼者，天地之序也；法者，治世之具也。若只重法而轻礼，民虽畏罚，却无廉耻，终会生乱。” 旁边的法家弟子赵良立刻反驳：“商君在秦变法，废井田、奖耕战，不过十年，秦便从弱国变为强邦！若用儒家的礼，旧贵族仍掌大权，垦荒何能推行？户籍何能清查？”淳于越却摇了摇头，取出从稷下带来的“游学记”竹简，上面记录着他与孟子的对话：“吾在稷下时，孟轲先生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商君之法虽好，但若行法者皆如槐里县丞那般畏贵，法又有何用？” 卫鞅被问得语塞，便岔开话题：“淳于先生既推崇礼治，为何还要来秦？秦行新法，不用儒士。”淳于越拿起案上的“垦荒令”抄本：“吾来秦，是为观新法之实——若法能利民，吾愿为新法补礼；若法只利官，吾当为万民言。”这话却惹恼了赵良，他一把夺过“游学记”，扔在烛火旁：“腐儒敢谤新法！再敢多言，便送你去见廷尉！” 淳于越赶紧抢回竹简，竹片已被火燎了个黑边。客舍外传来巡夜亭长的梆子声，卫鞅带着人摔门而去，留下一句“稷下儒士，不足与谈法”。淳于越看着被燎黑的竹简，在“儒法辩”的记录旁补了句：“秦地重法轻礼，客卿多排儒，然新法之行，亦有弊，当记之。”他不知道，这番辩论被窗外的赵承听了去——赵承刚从槐里县回咸阳，本想找淳于越请教稷下学宫对变法的看法，却见此情景，默默转身离开，心里更坚定了要把“新法利弊”都记进《商君法》实施记录的念头。 ## 四、夜记新法辨得失，青史初录战国痕 赵承回到客舍时，窗外已泛起鱼肚白。他把槐里县的垦荒查记、孟姬贷种的听闻（从魏国来的商人口中得知）、淳于越的儒法辩论，都记在“新法实施录”上，竹片上的朱字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槐里县旧族隐垦荒田二十顷，县丞杜挚畏势不举，此新法之弊一也——法虽严，行法者畏贵，则法不行；魏地孟姬，隶臣之后，贷种遇苛吏，下粟加息，此新法之弊二也——政虽善，基层苛剥，则政失信；咸阳儒法辩，卫鞅排淳于越，此新法之弊三也——术虽强，拒异见，则术难全。” 他又翻出《商君法》残篇，在“垦荒令”旁加了段批注：“垦荒之要，在官不欺民、贵不压贱，若只重垦田之数，不重农人之力，纵增田千顷，亦难久持。”写完，他把竹简卷好，放在胸口，能听见窗外农人的木犁划过湿土的“吱呀”声——那是秦地的农人在赶春耕，也是新法在战国大地上扎根的声音，有茁壮，也有伤痕。 晨光透过窗棂照在竹简上，赵承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赵氏传古籍，不是为了颂圣，是为了记真。”他知道，这卷“新法实施录”，或许不会被秦国官府认可，却能让后世知道，战国的变法不是只有“强兵富国”的光鲜，还有无数像孟姬这样的农人、淳于越这样的儒士，在新法的浪潮里挣扎与坚守。 槐里县的荒田上，农人已把木犁插进土里，犁痕像一道道墨线，在湿土上画出秦地的新模样；曲沃县的孟姬正带着阿大捡粟粒，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咸阳的客舍里，淳于越正修补被燎黑的竹简，烛火还在燃烧——这些画面，都被赵承记进了竹简，成了战国烽烟里，最真实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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