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造新农具，统推用法！”卫鞅敲着策简，“泾阳县若不是官府强推，农人哪能用上新耙？”淳于越却摇了摇头，展开《农器顺民论》：“卫客卿可知，孟姬用苦楝叶救苗，比县府药汁管用；泾阳县农人改新耙齿距，比官府造的更趁手——农人的经验，比官府的统造更贴田。” “那淳于先生要官府不管？”卫鞅追问。淳于越指着赵承的记录：“不是不管，是要‘管而不逼’——官府造具，要问农人的意见；发药汁，要盯小吏的分配，不是只讲统推，不讲民生。” 赵承忽然站起身，把秦魏的事读出来：“秦地新耙好，却被贵族造谣；魏地药汁好，却被小吏苛扣——新法的农策，缺的不是具，是‘防贵族阻、防小吏贪’的规矩。”这话让台下的秦吏们沉默——此前他们只盯着“推具量”，却没算过“人心的代价”。 卫鞅虽不服，却也承认“小吏贪腐需治”。散场时，淳于越递给赵承一卷《吕氏春秋·审时》抄本：“里面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秦的新农具，若能顺人、顺地、顺天，才算真的助农。”赵承接过竹简，指尖触到“人为主”的刻痕，忽然明白父亲说的“古籍记真”，不仅是记具，更是记“具背后的人”。 ## 四、夏耘实录藏民声，战国农策入简牍 深夜的泾阳县寺，赵承把秦地授具、魏地争药、咸阳辩策的事，都记进《商君法》实施记录。他先抄下孟姬农事记里的“苦楝救苗”，旁注“魏地灾策之弊，不在药不善，在吏不善——小吏苛扣比灾虫更伤农”；再记下令狐茂的造谣案例，注“秦地农具之利，在具好用，更在人敢用——贵族不造谣、小吏不加税，具才进田”；最后把淳于越的“顺民论”附在《农器律》后，注“儒法之辩，非‘官造’与‘民改’之争，是‘统推’与‘顺民’之衡——秦要助农，需造好具，更要顺民心”。 烛火快燃尽时，他想起白天在授具场看到的场景：农人试新耙时的笑，孟姬泼药汁时的倔，淳于越辩论时的真。这些画面，都被他刻进竹简——不是冰冷的具名记录，而是带着农人生机的“战国农策图”。 窗外，秦地的晚风带着药香，泾阳县的田垄上还有农人在除虫，曲沃县的苗叶渐渐转绿，议坛的烛火已灭。赵承把竹简卷好，放在胸口，能听见药雾器残留药汁的轻响——这是战国烽烟里，最鲜活的声音：有新法的助农，有农人的坚守，也有士子的清醒。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声音记进青史，让后世知道，战国的农策里，不仅有“强产”的目标，更有“养民”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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