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不是为了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邀请他们一起思考，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真正的未来关怀，不是沉溺于对技术的空想，而是对即将生活于那个未来中的‘人’的命运，抱以最深切的同情与责任感。”
这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语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开来。
朝日新闻的资深评论家立花隆在随后一篇关于许成军的特稿中写道：
“……在专访中，他频频给出思想的启迪，仿佛有用之不竭的才华。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热爱和平，却又在思想上‘好战’，毫不妥协地挑战着一切固化的偏见与虚伪；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却又比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横亘在历史之间的鸿沟。金句信手拈来，仿佛有挥洒不尽的才华。他痛恨军国主义，毫不掩饰其批判的锋芒。因此，他绝不会是东瀛人都喜欢的偶像，但恰恰是这种不迎合，使他成为了‘反偶像的偶像’。
在这个年代，喜欢他，就意味着一种对僵化思维的叛逆，一种对深度思考的渴求，一种在喧嚣浮华的消费社会中，对严肃与真实的隐秘向往。”
这篇报道，为许成军在东瀛的复杂形象，作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注脚。
他的东京宣发之旅，在争议与追捧的双重奏中，高潮迭起。
应该说。
许成军在《彻子的小屋》中的表现，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涌动的东瀛舆论深潭，激起的绝非仅仅是涟漪，而是汹涌对立的浪潮。
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极端左翅膀与极端右翅膀思想激烈碰撞、社会情绪敏感而复杂的东瀛，他的言论注定不会平静地被接受。
支持与赞誉的声音，主要来自左翅膀知识界、部分自由派媒体以及受感染的年轻群体：
《朝日新闻》文化专栏刊登了知名自由派评论家鹤见俊辅的文章，他写道：“许成军的出现，像一剂清醒剂。他让我们看到，在‘东瀛第一’的迷梦中，仍有必须直视的历史暗影。他那句‘历史的虚无主义与军国主义是一体两面’，振聋发聩。这不是反日，而是促日——促使我们进行更深层的自我反思，这才是真正的友好与建设性。”
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在研讨会上公开表示：“许君对东瀛文化源流的论述是客观的学术观点，而非挑衅。他展现了东大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卑不亢的姿态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其思想深度远超其年龄，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许多年轻观众，尤其是大学生，通过节目被许成军“圈粉”。
他们在校园里讨论，认为许代表了“一种新的、更真诚的亚洲对话方式”，他敢于触碰禁忌话题的勇气和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让他们对一直被刻意模糊的历史产生了新的求知欲。
然而，猛烈的批判和攻击，则来自右翅膀阵营、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媒体以及部分保守派文人：
《产经新闻》发表了措辞激烈的社论，标题即为《警惕“文学”外衣下的历史干涉》，文中指责许成军“利用我国开放的言论环境，散播反日史观，其言行是对东瀛内政与文化尊严的粗暴干涉”，并要求岩波书店“审视出版此类作者作品的恰当性”。
右翅膀色彩浓厚的杂志《诸君！》刊登了知名右翅膀评论家江藤淳（的文章，他抨击道：“许成军不过是一个被东大官方意识形态包装出来的‘文学花瓶’，其言论充满了对东瀛的优越感和训诫口吻。所谓‘道歉’，是其试图在精神上征服东瀛的第一步。我国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对此人的追捧，是战后思想混乱、丧失主体性的典型体现！”
一些极端右翅膀团体更是将许成军视为“国贼”一样攻击，不仅在酒店外抗议，还向岩波书店发送了威胁信函。
还有一些声音，则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但亦透露出复杂的情绪。
《每日新闻》的一篇评论写道：“许成军君的魅力与才华毋庸置疑，其和平诉求也值得肯定。但他或许低估了其言论在我国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冲击力。如何在促进理解的同时，避免刺激民族情感，是未来中日文化交流中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这种论调看似中立，实则隐含着一丝“为何不能说得更婉转”的抱怨。
很多东瀛都会在在这片纷繁复杂、甚至充满敌意的舆论漩涡中迷茫、挣扎。
甚至会对自己的思想感到迷惑
包括藤井省三。
他沉浸于即将成功的巨大的喜悦中！
但是这些《产经新闻》这些垃圾报纸竟然把他称为“卖国贼”！
竟然把他——一个致力于促进中日理解、引介优秀文学的学者——称为“売国奴”（卖国贼）！
甚至攻击他“耻知らずにも反日的东大人の翻訳をしている”*（恬不知耻地为反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