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别太急，先把剧本好好看看，琢磨琢磨我要的调性，等过两天你到上影厂来，咱们当面聊聊。周旭把你夸得不行，我倒要看看，你这才气到底能不能撑得起这部片子。”“能！绝对能！”冯小刚忙不迭地应着，语...王峰听完这话，脸上顿时绽开一抹欣慰的笑，抬手示意大家稍安勿躁，又清了清嗓子：“同志们说得对！宣传不是任务，是责任；捐款不是负担，是心意。可光有心意还不够——得让老百姓信得过、看得懂、愿意掏、掏得值！所以今天这场会，不光是动员，更是定调：咱们潜伏剧组，要当这亚运会捐款的第一支‘先锋队’！”话音未落，蔡晓晴已从包里掏出一个蓝布包，轻轻放在会议桌中央，解开系带，露出一叠整整齐齐的十元钞票——共一百张，码得棱角分明，边角还微微泛着油墨香。“我蔡晓晴，北京人艺演员，入党十年。上个月工资加演出补贴，实发八百二十六块。今儿我捐八百，留二十六块买菜、坐车、给孩子买本子。”她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木桌上，“钱不多，但每一分，都是我对着镜子说‘我能为亚运做点啥’之后，亲手数出来的。”屋内静了一瞬。陶慧敏下意识摸了摸自己挎包侧袋——里面静静躺着三张存单：一张是《潜伏》片酬结余，五千二百；一张是前年电视剧重播版权分成，三千一；还有一张，是她上个月刚领的“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奖金，两千整。她没吭声，只是把挎包往怀里拢了拢，像护住什么滚烫的东西。周旭这时却忽然起身，踱到窗边，推开那扇糊着旧报纸的木格窗。初春的风裹着槐花清气扑进来，拂动他额前几缕微乱的头发。他没回头，只望着院中那棵老槐树新抽的嫩芽，缓缓道：“你们知道为啥我捐那一万？不是图个名——我写《潜伏》时，连稿纸都是托人从武汉军区文工团匀来的再生纸，铅笔头短得攥不住才换新。也不是显摆——真显摆，早该把钱存进银行吃利息，等儿子上大学再取。我捐，是因为我想起去年在武汉码头蹲点采风，看见一群装卸工扛着三百斤的水泥包上跳板，汗珠子砸在地上‘滋’地冒白气。他们中间有个老班长，脚踝骨裂还没好利索，硬是咬着牙扛了十七趟。我问他图啥？他说：‘咱国家要办亚运会，外国记者一来，先瞅见的是咱北京的路、咱的楼、咱的人。路不平，楼歪斜，人邋遢，丢的不是我老李的脸，是全中国人的脸。’”他顿了顿，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脸：“那一万块，是我替老李们捐的。也是替咱们自己捐的——捐给那个不用再弯腰低头、不用再攥着补丁裤衩说‘对不起，我们穷’的中国。”满屋无声。连窗外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这时，一直坐在角落默不作声的濮存昕突然站了起来。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胸口袋别着一支没盖笔帽的钢笔，墨水渍已沁进布纹。“周老师，”他声音有些哑，却异常沉稳，“我濮存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三级职称，月工资九十八块五。我家里，老母亲瘫痪在床三年，药费每月六十二块；妹妹在内蒙古插队，去年冻伤截了两根手指，寄回两百块钱，我没收；上个月，我偷偷卖了父亲留下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换了一百五十块，全给母亲抓药了。”他停了几秒，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今儿我捐——一百块整。不多不少，就一个月工资。但我得说句实话：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妈从药罐子底下抠出来的三分钱、是我妹从咸菜坛子里省下的两毛粮票、是邻居大娘每天多给我留的半碗小米粥……我把这些‘零头’攒起来，凑成整数，交给亚运会。不是因为我是演员，是因为我是个儿子、是个哥哥、是个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普通人。”他说完，深深鞠了一躬。没人鼓掌，可好几个女同志悄悄别过脸去，用袖口按了按眼角。马国立眼眶发热，却强笑着拍了拍桌子：“好！这才是咱们文艺界该有的样子！不唱高调，不讲空话，一厘一毫，皆出真心！”他转向王峰，“台长，我建议——这次义演不叫‘潜伏剧组亚运会募捐晚会’，就叫‘街坊邻里亚运会心愿夜’！不请大腕，不摆架子，就让咱们剧组的人，穿便装、坐小板凳，跟观众唠家常：说说你家楼下修路挖断了水管，说说你孩子学校操场终于铺上煤渣跑道，说说你爸攒了半年烟钱，就为买张亚运开幕式门票……让老百姓觉得，这不是给国家‘上供’，是帮自家兄弟圆梦！”王峰连连点头，立刻掏出小本子记下：“对！就这个调子！央视台标旁边，加一行字——‘您的每一分钱，都在北京街头等着变成一盏路灯、一根栏杆、一块砖’！”正说着，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邓在君探进半个身子，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热气氤氲：“周老师，慧敏姐，喝点姜糖水吧，刚熬的。”她目光扫过桌上那叠钞票、那包存单、那一百张十元纸币，忽然踮起脚，在周旭耳边轻声道：“我爸今早打来电话，说厂里三十四个老技工，凑了四百八十五块六，让我一定交到您手上。他们说……当年造第一台红旗轿车时，焊枪烫穿手套都没人喊疼。如今办亚运，焊枪换成了算盘珠子，心还是一样热。”周旭怔住，伸手接过缸子，指尖触到搪瓷壁的滚烫。他仰头灌了一大口，辛辣甜暖直冲鼻腔，呛得他猛咳几声，眼尾泛红。陶慧敏默默起身，从挎包里取出那三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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