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和杨振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紧张和兴奋。
下午两点，电子工业部的小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多人。
有部里的领导，有相关司局的负责人，有上海、深圳两地政府的代表，还有几位老专家。
赵四坐在靠中间的位置。
他左边是上海来的王副局长，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笔挺的中山装。
右边是深圳来的陈干部——就是上次接待他的那位，今天特意穿了西装，但领带打得歪歪扭扭。
会议开始，主持的是部里的刘副部长，赵四在深圳考察时见过的。
“今天这个会，很重要。”刘副部长开门见山，“咱们国家搞芯片搞了这么多年，一直是科研驱动，国家投入。
现在形势变了，国际技术发展太快，光靠国家投入，跟不上。
所以赵四同志提出，要建商业化生产线，要面向市场。
这个思路，有很大争议。今天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
第一个发言的是上海的王副局长。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先说说上海的情况。”
他声音洪亮，带着上海口音，“上海电子工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从材料、设备到设计、制造，都有基础。
特别是微电子这一块，‘长城一号’就是在上海生产的，良品率从最初的5%提高到现在的38%，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他顿了顿，看向赵四：“赵四同志提出双线布局，我原则上同意。
但我想问一句：深圳那边，有什么基础？
要人才没人才，要设备没设备，要市场……
国内市场现在需要芯片吗？‘中华学习机’才生产了一百台，卖出去多少？有数据吗？”
问题很尖锐，直指要害。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赵四。
赵四不慌不忙，翻开笔记本：“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中华学习机’试生产一百台，全部捐赠给学校试用。
三个月来，我们收到反馈表八十七份。
其中，教师和学生的满意度是92%，主要意见集中在键盘和显示器，对芯片本身，零投诉。”
他顿了顿：“至于市场需求，我给大家看几个数据。”
他让陈星把准备好的图表挂在墙上。
第一张是国际个人计算机销量增长曲线，从1977年到1979年，几乎是指数级增长。
“这是苹果、康懋达、b这些公司的销量。1979年，全球个人计算机销量预计突破一百万台。每台计算机，都需要芯片。”
第二张图是国内潜在需求估算。
“根据我们对学校、科研院所、工厂的调研，未来三年，国内对微型计算机的需求量至少在五千台以上。
按每台需要一块cpu、若干块存储芯片和外设芯片计算，芯片需求总量超过十万片。”
“十万片？”有人惊讶，“咱们现在一年才生产多少？”
“‘长城二号’目前小批量试产，一个月最多五百片。”赵四说，“远远不够。”
王副局长皱眉：“就算有需求，凭什么认为市场会选择我们的芯片？英特尔、zlog的芯片更成熟，更便宜。”
“就凭两点。”赵四伸出两根手指，“第一，自主可控。军工、科研等敏感领域，必须用国产芯片。
第二，价格优势。如果我们实现规模化生产，‘长城二号’的成本可以降到进口芯片的60%。”
“规模化？多大规模？”有人问。
“一期目标，月产一万片。”赵四说。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月产一万片，是现在产量的二十倍。这需要多大的投资？多大的市场？
深圳的陈干部这时举手：“我可以说几句吗？”
刘副部长点头：“陈同志，你说。”
陈干部站起来，有些紧张，但声音很坚定：“各位领导，我是深圳来的。深圳现在什么样？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个大工地，到处尘土飞扬。没错，是这样。但我们有一样东西——决心。”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深圳河两岸的对比图。
“这是深圳河，这边是咱们，那边是香港。三十年前，两边差不多穷。现在呢？那边高楼大厦，咱们这边还是农田。为什么？因为人家搞了市场经济，搞了出口加工，搞了技术创新。”
他把照片传给大家看：“咱们现在搞特区，就是要探索一条新路。赵工说在深圳建芯片生产线，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没有人才？可以培养！没有设备？可以引进！没有市场？可以开拓！”
他越说越激动：“但如果我们连试都不敢试，那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芯片是什么？是信息时代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