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办法好！”王志农声音振奋起来，“可这需要大量人手……”
“从省直机关抽调干部下沉，指挥部协调周边高校招募志愿者。相关经费和防护物资，我向中央申请专项保障。”
“太好了！我马上部署！”
“但是王书记，”林枫提醒道，“这个方案的关键是‘感情要到位’。你们要选最懂农村、最会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下去。指挥部会暗访，哪个村服务不到位，我直接找你问责。”
“应该的！该问责就问责！”
上午九点二十五分，林枫匆匆吃了两口早饭，开始审核四省上报的材料。
一个突出问题浮出水面：同样是“高风险区”，江夏划到街道，河洛划到乡镇，潇湘划到小区，皖江划到楼栋。标准不一，必然导致管控漏洞和相互攀比。
“周主任，”林枫叫来周敏，“立即起草《中部地区疫情防控标准化操作手册（第一版）》，重点统一七类标准：密接判定、隔离期限、解除条件、检测频次、风险区划、消杀规范、个人防护要求。中午十二点前下发，明日零点起统一执行。”
“时间太紧了吧？”周敏迟疑道。
“病毒的传播速度是每2.3天翻一番。”林枫神色严峻，“我们的工作速度，必须比病毒快。有困难吗？”
“……没有！保证完成！”
九点半，第二次视频会开始。
这次参会范围扩大到四省卫健委主任、交通厅长、商务厅长。会议开了整整两个半小时，争议如预想般出现：
徐振江要求增加呼吸机配额，王志农认为农产品应该完全免检，吴启明对“重点企业”的门槛提出补充意见，赵立文则反复追问跨省协同的具体责任划分。
林枫展现了惊人的耐心和专业。每个争议，他都要求提供数据支撑；每个诉求，他都评估全局影响；每个决策，他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
当皖江省卫健委主任再次追问“如果江夏省漏报密接导致我省疫情爆发，责任如何追究”时，林枫直接调出《中部地区疫情防控跨省责任追究办法》全文。
“第二章第八条：经查实因故意瞒报、漏报导致疫情跨省传播的，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免职，并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第九条：对因程序疏漏、信息误差造成的传播，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至记过处分。”林枫念完条款，看向屏幕，“责任划分白纸黑字，执行标准清清楚楚。赵省长，皖江省若因管控过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同样适用第四章的问责条款。”
赵立文推了推眼镜，缓缓点头：“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我同意。”
徐振江忽然提出一个实际问题：“林副总指挥，我们金陵市封控区有三十万人口，生活物资配送压力巨大。社区干部已经连续工作二十多天，体力精神都到极限了。”
这个问题实实在在，没有现成的数据模型能解决。
林枫沉思片刻：“三管齐下。第一，指挥部协调当地驻军支援，组建军民联合配送队；第二，启用无人机配送试点，对药品等急需物资进行空投；第三，建立‘志愿者储备库’，动员封控区内身体健康的居民协助配送，给予适当补贴。这个方案，其他三省可以参照。”
这个接地气的方案，让四省负责人都露出了今天第一个轻松的表情。
中午十二点，会议结束。
林枫走出会议室时，周敏递上一份急电：“国清总指挥批示：同意全部部署方案，增调两百名警力加强跨省交通管控。总指挥特别强调：给林枫同志充分授权，特殊情况下可先处置后汇报。”
林枫看着批示，深吸一口气。这薄薄一页纸，承载的是如山重任。
下午一点，他带队奔赴疫情最严重的江夏省金陵市。车上，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撰写给中央的《中部地区疫情防控工作首周报告》。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此次中部抗疫实践，暴露的深层次矛盾有三：一是行政区划分割与病毒传播无边界性之间的矛盾；二是疫情防控统一要求与各地实际情况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三是短期应急管控与长远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超越一省一地的思维局限，需要建立基于科学评估、法治保障、多元共治的区域协同新机制。这或许是此次疫情大考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车子驶入金陵界，远处临时检测站排起蜿蜒长队，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初春的寒风中忙碌。
林枫合上电脑，望向窗外。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
但这一次，他心中没有重生产生的先知先觉带来的从容，有的只是一种沉甸甸的踏实——那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