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翻看着那些材料，每一页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有的被骗去搞电诈，有的被骗去赌博，有的甚至被骗去运毒。最年轻的才十九岁，最大的四十五岁，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相信那些谎言？”他问。
李书记苦笑：“穷啊，林书记。咱们这里，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种茶叶一年挣四五千，打工去城里一个月三四千。可那边说一个月两三万，谁能不动心？就算知道有风险，也想着搏一把。”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还有更邪乎的。有些人回来过，穿金戴银，在寨子里盖起了三层小楼。他们不说自己在那边干什么，但寨子里的人都看在眼里。这种示范效应，比什么宣传都厉害。”
林枫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在曼嘎村看到的那些新盖的砖房，当时还觉得是好事，现在看来……
“那些回来的人，你们掌握情况吗？”罗建国问。
“掌握一些，但很难处理。”李书记无奈，“他们确实赚了钱，但咬定是在那边做正当生意。我们没证据，总不能因为人家有钱就抓人吧？而且……”他欲言又止。
“而且什么？”
“而且寨子里有人护着他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的还是亲戚。我们要是查得紧了，就有人说我们‘眼红’‘不让人挣钱’。”
复杂，太复杂了。林枫在笔记本上写下：“边境地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非法暴利产业吸引劳动力，挤压正当产业；违法者炫耀性消费形成不良示范；宗族关系网成为保护伞。”
这一晚，调研组住在乡里的招待所。条件简陋，但没人抱怨。晚饭是简单的农家菜，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饭后，林枫把所有人召集到自己的房间。十来个人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气氛凝重。
“都说说吧，今天看到的情况。”林枫的声音有些沙哑。
岩温第一个开口，这位傣族汉子的眼眶是红的：“林书记，我是版纳人，从小在边境长大。但我从来不知道，情况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那些老人跪下来求我们的时候，我……我心里像刀割一样。”
罗建国接过话：“从公安角度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犯罪问题，而是渗透与反渗透、侵蚀与反侵蚀的斗争。犯罪分子在用金钱腐蚀我们的边疆，在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秦卫东从专业角度分析：“我观察了地形，边境线太长，很多地方山高林密，光靠人力巡逻根本防不住。必须上科技手段——无人机、热成像、震动传感器。但这需要钱，需要技术，更需要时间。”
周明远从经济角度思考：“要切断犯罪诱惑，必须让正当产业能挣到钱。我初步算了一下，如果能把茶叶的收购价提高百分之三十，把销售渠道打通，让茶农一年能挣到两三万，很多人就不会铤而走险。”
李悦教授提出技术方案：“通信是关键。很多边民被骗，是因为信息闭塞。如果我们能在每个边境村寨建立无线广播系统，每天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播放反诈信息、法律知识，同时改善移动网络覆盖，就能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将近两个小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出了看法，但越说越感到问题的复杂和艰巨——这不是单一部门能解决的，需要经济、政法、民族、外交、技术多管齐下；这不是短期能见效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这更不是简单打击就能根治的，必须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夜深了，其他人陆续回房休息。林枫独自留在屋里，就着昏黄的灯光，继续在笔记本上记录：
“普洱市澜沧县某边境乡，已掌握十七例边民被诱骗至缅北案。杨建国案典型——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出境后控制人身自由，以赌博欠债为由勒索家属。犯罪嫌疑人手法娴熟，显然已形成固定模式。”
“更深层问题显现：一是有出境从事非法活动人员回乡后炫耀性消费，形成‘犯罪致富’不良示范；二是宗族关系网络成为违法犯罪保护伞，基层治理遇到‘人情关’；三是边民对正当产业失去信心，‘笑贫不笑娼’心态滋生。”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走到窗前。乡里的夜晚很安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远处的大山在月光下显出黝黑的轮廓，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刚重生时立下的誓言——要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从北阳到江东，他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推动了发展。但直到今天，站在这西南边陲，看着那些无助的眼神，听着那些绝望的哭泣，他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重任在肩”。
这不是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的问题，不是上几个大项目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完整，关系到边疆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