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真的吗？”
“真的。我以省委书记的名义向你保证。”
从老余家出来，调研组在寨子里转了一圈。情况比想象的更糟：除了失踪的三人，寨子里还有十多个年轻人在缅甸“打工”，多数已经失去联系。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儿童。学校只有两间教室，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卫生室缺医少药，感冒发烧都要走几个小时去乡里。
在一户人家门口，林枫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背着比她人还高的柴捆，踉踉跄跄地往家走。他上前想帮忙，小女孩警惕地后退几步，乌黑的眼睛里满是戒备。
“她父母都在缅甸。”向导尼玛低声说，“奶奶带着她，奶奶去年摔伤了腿，干不了活，家里的活都是她干。”
林枫蹲下身，从背包里掏出几块巧克力，慢慢递过去。小女孩犹豫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去，紧紧攥在手心，但没有吃。
“你叫什么名字？”林枫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问。
小女孩不说话，只是摇头。
“上学了吗？”
还是摇头。
扎西顿珠叹息：“这样的孩子寨子里不少。父母出去了，有的死了，有的不回来了。爷爷奶奶年纪大，能养活就不错了，上学……顾不上。”
中午，调研组在寨子里的公房吃饭。简单的玉米饭、野菜汤、一点腊肉。大家都吃得很少，不是饭不好，是心里堵得慌。
饭后，林枫召集大家在公房开会。没有桌椅，就坐在木地板上。
“都说说吧，看到的情况。”他的声音有些疲惫。
岩温省长第一个开口，这位傣族汉子的声音有些哽咽：“林书记，我是土生土长的滇省人，但今天看到的……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以为版纳够苦了，普洱够难了，但跟怒江比……这里的老百姓，真的太难了。”
罗建国从公安角度分析：“边境线长，地形复杂，管控难度极大。更麻烦的是，这里的跨境犯罪已经和民族问题、贫困问题深度交织。单纯打击，可能引发民族矛盾；不打击，犯罪活动会愈演愈烈。”
周明远说的更直接：“根本问题还是发展问题。这样的生存条件，这样的收入水平，年轻人不出去才怪。问题是正常出去打工也就罢了，现在是被骗去犯罪。我们必须给边民提供正当的、有尊严的出路。”
李悦教授提出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整个寨子只有村支书家有部固定电话，信号时有时无。手机信号几乎为零。这种信息隔绝状态，是电诈犯罪能得逞的重要原因——边民对外界缺乏了解，容易被谎言蒙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将近一个小时。但越说越感到无力——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每一个问题都连着另一个问题，像一团乱麻，找不到线头。
最后，所有人都看向林枫。
林枫沉默了很久。他站起身，走到公房门口，望着外面连绵的群山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怒江的水声从不远处传来，咆哮着，仿佛在质问什么。
“同志们，”他没有回头，声音在江涛声中显得格外清晰，“这几天，我们走了四个州市，十几个村寨。看到了曼嘎村无助的老人，看到了普洱失魂落魄的老杨头，看到了瑞丽被打的年轻人，今天又看到了木古村绝望的父亲和背柴的小女孩。”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一路，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非要下来看？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不行吗？批文件、发指示不行吗？”
“今天我可以回答：不行。因为材料里不会写老杨头空洞的眼神，不会写小女孩手上的老茧，不会写老余眼角的泪水。这些，只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才能真正明白。”
他走回屋里，从背包里拿出那本厚厚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一路，我记了上百页。每一页，都是一段沉重的现实，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问题存在很久了，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没错，确实很久了。曼嘎村的问题存在三年了，普洱的案子压了两年，木古村的年轻人失踪半年了。为什么一直没解决？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搞理论，制定方案，发文件，开会议。他们知道边境线有多长，但不知道边民要走多少山路去看病；他们知道GDP是多少，但不知道老百姓口袋里还剩几个钱；他们知道要打击犯罪，但不知道打击之后，那些破碎的家庭谁来管！”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在质问。屋里一片寂静，只有江涛声从远处传来。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林枫的声音低沉下来，“不是开开会、发发文件、讲讲大道理。是要走到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苦，感受他们的痛，解决他们的难。是要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搬到边境村寨，搬到老百姓的家里！”
他重新坐下，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出发前，有人劝我，说省委书记下去调研，安排几个点看看就行了，何必这么辛苦